1975年四位首长遗孀被邀请到新疆疗养，江青竟然将其污蔑为“四寡妇西征”事件！
1974年盛夏，新疆军区司令部的收发室里摆着一封加盖“绝密”字样的牛皮纸信封。秘书正要拆开，杨勇摆了摆手：“退回去，我不看。”几分钟后，信件重新封好放回邮袋，连同一句简短批注送回北京。这一幕很快在军区大院悄悄传开：江青的“清样”又被杨司令拒之门外。有人嘀咕，他怎么敢？其实只要回到一年前的北京，就能找到答案。
1973年5月，中央一次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把杨勇叫到身边，语气温和却坚定：“新疆要有人去坐镇，你合适。”彼时杨勇58岁，十几年前的朝鲜战火留下的肺气肿常在深夜袭来，剧烈咳嗽让他喘不过气。他坦言身体有恙，又有多年的烟瘾。周总理听后抬手一挡烟盒：“到那么大的风口上，烟可得戒。”杨勇当场点头：“保证不抽。”6月3日，调令生效，两架三叉戟载着他和先遣参谋起飞，穿越祁连与天山的云层，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从此，他的4年新疆岁月拉开帷幕。
那个年代的新疆，对中央而言既是战略屏障，也是开发蓝海。铁路刚铺到柳沟河就停了，通车到库尔勒、喀什还是图纸上的规划；天山南北，只有一条夏季才能通行的大海道。杨勇熟悉后方补给的重要性，落地第二周便带队上路考察，从乌鲁木齐一路奔至哈密，又折返库车。沙尘扑面，他咳得脸色发青，却咬牙不肯下车，随行军医暗里连夜给氧气瓶充气。
此时他的妻子林彬还在沈阳。家中两口旧皮箱、一张行军床，算上书籍也凑不够半卡车。她在电话里劝丈夫别硬撑，杨勇轻声说：“到边疆去，是组织的决定，也是咱这辈子的路。”7月，林彬接到恢复国务院财贸办工作的通知，却在犹豫片刻后递交辞呈，带着简单行李和缝纫机坐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军区给的新居是一排砖瓦平房，院子里荒草丛生。夫妻俩拾掇出一亩地，栽下黄瓜、辣椒、丝瓜，每天清晨挥锄半小时，既当锻炼，也补贴伙食。老战士们取笑司令“改行当菜农”，他反倒乐呵：“地头见真章，别在屋里空谈。”
工程上的“真章”也慢慢显露。天山公路选线敲定，南疆铁路前期勘测紧锣密鼓，哈密—吐鲁番一线的电力、公路同步推进。驻地部队参与修路、架桥、义诊、助耕，兵民关系比雪融得更快。到1975年春，边防补给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一，这些枯燥数字让后方看不出波澜，却让巡逻点官兵说一句“车来了，不缺水了”。
就在这个春天，北京传来噩耗，79岁的董必武与世长辞。何莲芝心情沉郁，家里几位老大姐也常相聚叹息。林彬进京吊唁时，轻声提议：“去新疆走走吧，空气干爽，正好散散心。”何莲芝、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互望片刻，终于点头。“那就叨扰了。”何莲芝低声回应。
9月初，一架军机落地乌鲁木齐，机舱门开启，四位大姐扶着舷梯下机。延安宾馆里被准备得干干净净，白炽灯映得房梁透亮。第二天，众人赴南山放牧点，蓝天下一锅羊肉煨得香气四溢，桌上摆的全是杨勇菜地的黄瓜、辣椒。“还是自己种的好吃。”李贞笑着夹了两筷。晚上去电影院，本想看看新片《春苗》，刚过半场，老人们悄声起身离场。杨勇挥手让放映停下：“换片子，来点老歌！”《洪湖赤卫队》的旋律响起，包厢里才重新传来轻快的哼唱。
然而京城并非风平浪静。江青得知此行后在一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发火，把这趟旅行讥为“四寡妇西征”，还责令有关部门查明来往信电。通知飞入乌鲁木齐时，杨勇正在工地上看测量图。“查就查吧。”他放下卷尺，“咱在大西北，所有账都摆在日头底下。”结果空忙一场，除了老人们几条花花绿绿的围巾与哈密瓜干，别无所谓“秘密”。
1976年秋，天安门广场降半旗悼念，边塞军号同样低沉。新疆局势却未见动荡，部队照旧巡逻，民兵照旧护路。到了1977年8月，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杨勇当选委员，中央命他返京履职。临走那天，他把院子里的菜分给了炊事班，黄瓜藤还挂着半钧嫩果。司机催了三次，他才合上院门。四年零两个月，新疆的路通了，铁路准备用火车头试跑，军政两方面交接顺畅。他离开得很安静，除了妻子和几位老参谋，没有人知道那封退回的“绝密信”其实在这一刻才真正失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