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林彪单独召见，谈话结束时特意叮嘱他千万别对杨成武透露，该怎么面对内心的不安呢？
1952年初春，志愿军前线炮声未歇，京城的军委办公厅却递出一纸任命：陈士榘调离野战军参谋长岗位，接掌新组建的工程兵部队。对这位以研究城市攻坚战闻名的老参谋来说，这是一条陌生却无可推却的道路。他明白，炮火终有熄灭之日，可国家需要的，却是能在和平时期筑起长城的人。
从长征、百团大战到洛阳、淮海，陈士榘始终站在地图前，手握红蓝铅笔，推演着部队的每一次前进。他擅长精确计算火力与步兵协同点位，被很多年轻军官视作“攻坚教科书”。也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习惯，让他在转任工程兵后很快上手：隧道、洞库、发射井，处处要算土方、算岩层、算支护，每一道数据都必须标到小数点后三位。
进入60年代，中苏边境气氛骤冷。北线设防成了每天的头等大事，工程兵人手紧张到连参谋都要下坑道。陈士榘日夜奔波，摸着图纸睡觉是常态。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只摆手：“阵地要是没修好，睡得再香也是白搭。”
1967年8月的一个午后，他被电话急召进钓鱼台。一对一会见，只有林彪在场。林开门见山，“北线那些永久工事做到哪一步了？”随后拿出地图，逐省逐点提问：暗堡、坑道、机场跑道，各类指标问得极细。半个小时后，林合上图纸，语速放缓：“这些情况，只在我俩之间，别跟杨成武说，他搞政治，不懂具体。”语气不重，却透着不容置疑。
出门时，院子里蝉声正盛。陈士榘心里却凉飕飕。部队有明文：涉及全军工程，必须向总参通报，何况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若真守口如瓶，万一日后出事，责任没处推。可林彪的嘱咐又摇摇悬在头顶，这事卡在缝里，进退两难。
回到机关，他摊开纸，盯着那份刚抄完的工程进度表，半晌没有落笔。几天后，一份用相对含糊措辞、只列关键节点而不列全部细节的《工情简报》送上总参内机要室备案；同一天，他拎着图夹，走进杨成武办公室。门一关，只说了五句话，既说明已向林汇报，也提示“主要数据都在书面呈上”。杨成武点点头，没有追问。
仍不放心，他又拜访了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三位老帅。茶过三巡，他把情况搁在桌面：“请几位首长指点。”老帅们交换目光，未直接表态，只轻声叮嘱“按程序办事，总是没错的”。这番含蓄回应，让他心里稍安。
同年冬天，家里又起波澜。大儿子擅自跑到满洲里打听“能不能去苏联读书”，军区电报如雪片飞来。陈士榘批示先让孩子写检查，再取消探亲补假。小儿子因街头滋事被抓，他干脆让公安多关了40天：“让他记一辈子规矩。”更尴尬的是，夫人闲话叶群，被街道列入“重点对象”。此事他没替妻子说一句软话，后来两人协议离婚。家中亲友议论纷纷，他只说一句，“军人先有原则，才谈感情。”
1971年“九一三”消息传来时，陈士榘正勘察一处地下仓库。身边随员悄悄汇报后，他沉默许久，只把手里的测距仪往地上一放：“幸亏那份材料没焐在抽屉里。”再无多言，举目远山。
进入80年代，他卸任返京，常被请去院校讲解攻坚战史。一次课后，有学员好奇发问：“陈老，总参谋和个别首长意见相左时怎么办？”他握着粉笔，顿了顿：“先问命令从哪来，再看文件存哪儿。口头话能变，白纸黑字不变，这就够了。”一句话，全场无声。
晚年，旧友给他张罗了再婚，老两口清茶对坐，晨练种花，其乐相伴。一位熟人登门祝寿提起当年的北线故事，他摆手制止：“往事就让它过去，修好工程比什么都管用。”眼神依旧明亮，却早已不愿多谈风云。
有人评论，这位老参谋一生没打过最响的头炮，却总守在炮后那张蓝图前；没做过最抢眼的发言，却把每份简报送到该到的桌面。用他的话说：“打仗要精准，下地基也要精准。差一厘米，塌的就是千万人的安全。”这或许就是他行事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