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或许还停留在挂满人的火车、阅兵摩托车上的＂叠罗汉＂以及恒河边的种种奇景。然而抛开这些标签化的印象不谈，过去十余年里，这个南亚国家的成长曲线确实让人有些刮目相看。
依据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24-25财年印度GDP预期增长率约为6.6%，依然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高位。挤进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列后，它的GDP总量已经把英、法等老牌发达国家甩在身后。
那么印度未来真有可能完成对中国的整体超越吗？答案并不简单。可若把范围聚焦到具体领域，会发现印度其实已经在至少四个赛道上跑到了中国前头。
2023年4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官方测算给出了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印度人口规模以微弱优势越过中国，跃居全球第一。这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现代统计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印人口位次的更替。从这个时间节点起算，＂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戴到了新德里头上。
不过把人口数量排到首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种纯粹的红利。印度国土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山地与德干高原又占去相当份额，真正宜居的平原带承载着惊人的人口密度。城市化的进程被迫加速，孟买达拉维等大型贫民窟成了世界城市学研究里反复出现的样本。
农村劳动力涌向新德里、班加罗尔等大都市谋生，可邦政府的接纳能力远远跟不上人潮速度。许多刚进城的家庭只能用废弃工地拾来的砖瓦垒起住所，更困难一些的则用木桩搭起塑料雨布，权当遮风挡雨之物。
粮食安全的弦也绷得很紧，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曾多次指出，印度国内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主粮供应在一旦遭遇极端气候时极为脆弱。从这个层面看，＂人口第一＂既是一张名片，也是一道考题。
第二个被印度跑到中国前面的赛道，是仿制药制造业。印度被称作＂世界药房＂并非过誉。印度向全球供应了50%以上的疫苗、美国约40%的仿制药以及英国约25%的药品需求。根据印度政府《2023-2024财年经济调查》，印度制药业整体规模约500亿美元，药品出口金额达到279亿美元，占比超过一半。
印度同时拥有全球第二大数量的美国FDA合规制药厂，以及超过2000个WHO-GMP认证设施。这意味着印度药企所生产的低价药，不仅供应非洲、拉美等欠发达地区，连欧美的监管体系都在大量采购。
为什么这门生意能够做到这种规模？关键的法律设计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970年印度颁布《专利法》，规定医药领域只授予工艺专利而不承认产品专利。这一规则给了本土药企合法地＂复刻＂跨国巨头专利药品的窗口期。
再加上同年实施的《药品价格控制规则》，跨国药企的市场份额一步步收缩，本土仿制药企趁势成长。等到太阳制药、阿拉宾度制药、西普拉、雷迪博士、鲁宾等公司羽翼丰满，印度才逐步与国际专利体系接轨。如今印度九成制药企业以仿制药为主营业务，并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原料药出口国。
电影业是另一片印度长期占据上风的领地。谈到印度电影，外界第一反应往往是宝莱坞，可这个庞大产业链的全貌远不止于此。印度年生产影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位，正朝着全球电影市场巨头的方向迈进。
除宝莱坞外，印度还有托莱坞、考莱坞、莫莱坞和桑达坞四大影视基地，这五个产业集群共同构成印度电影的＂五足鼎立＂格局。从规模上看，宝莱坞仅占印度电影总产量的25%左右。也就是说，外界熟知的那些印地语歌舞片，仅仅是整个印度电影工业的冰山一角。
票房层面同样不容小觑。据Ormax Media发布的报告，2024年印度总票房报收于1183.3亿卢比，约合13.83亿美元，较前年创纪录的1222.6亿卢比同比微跌3.2%。在结束连续三年的涨势后，印度仍录得史上第二高的大盘数字。2024年印度总观影人次为8.83亿，平均票价达到134卢比。在2022年之后，印度已接连超越英国和韩国，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电影市场。
第四块印度让中国稍显逊色的领域，是海外精英的渗透能力。硅谷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早在200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联合调查就显示，52.4%的硅谷科技公司至少有一位来自海外的高管或技术领军人物，其中印度裔占到25.8%。而到了2012年，印度裔人才领导的硅谷公司比例已升至33.2%。
十多年过去，这股势力的扩散范围又有了显著延伸。谷歌、微软和IBM三家分别由桑达尔·皮查伊、萨提亚·纳德拉和阿尔温德·克里希纳掌舵，而在美国财富500强榜单的60家科技公司当中，有六分之一由印度裔高管负责经营。香奈儿CEO琳娜·奈尔、执掌百事可乐长达12年的英德拉·努伊也都出生在印度。
政治舞台上的渗透同样耀眼。从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到爱尔兰前总理瓦拉德卡，从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到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印度裔身影在多国权力核心位置上密集出现。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教育、签证制度、族群协作三股力量共振有关。
教育方面，每年高技术人才H1B签证超过70%被印度裔拿走。在西雅图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四成的外来技术人才来自印度。调查显示，28%的印度裔拥有MBA学位，相比华裔的7%高出一大截。
印度理工学院（IIT）有近3万名校友长期留在美国，覆盖谷歌CEO、IBM CEO、派拓网络CEO等关键岗位。族群协作方面更早就形成了体系。以1992年成立的硅谷印度企业家协会为例，其宗旨即＂寻找导师、拓展人脉、创业育成和资金支持＂，并与12个印度城市及多个国家的印度裔行业组织建立密切关系，把单点突破做成了网状辐射。
星巴克前CEO拉克斯曼·纳拉辛汗任期之短亦引发热议。这股＂印度裔退潮＂的迹象与美国国内的移民议题、企业业绩压力交织在一起。但就目前而言，印度裔在欧美商界政坛的渗透深度，确实是华人圈层短期内难以企及的。
需要看到，这些领先未必都是中国应该追赶的方向。粮食安全压力下的人口爆炸、依赖法律灰色地带的仿制药模式，并不契合中国当下追求的创新药自主与产业升级路径。中国创新药企更倾向走自研、出海、抢占全球高端市场的路线，2024年以来恒瑞、百济神州等公司的License-out交易屡创纪录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确有本质差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印度的产业生态。承认对方的长处，从他山之石中汲取经验，再结合自身的禀赋走稳走实，才是大国从容竞合的应有姿态。盲目唱衰、夜郎自大或者一味焦虑，都不是面对一个14亿邻居该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