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一声巨响震动奉天郊外的皇姑屯。
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整节车厢掀翻在铁轨边。
他身中重伤，血迹斑斑，却还没断气。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可他没有提日本人，也没交代政治安排，只是紧紧拉着张学良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让张宗昌进东北。”
听起来有些突兀。
张宗昌那会儿早就不在奉系了，也并没有兵临城下。
可张作霖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身边这位曾经的部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往回推几年。1910年代到1920年代，北洋政府名义上管着全中国，实际上早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奉系、直系、皖系三大派系你来我往，打得天昏地暗。
张作霖是奉系的老大，控制着东北三省，是各路军阀里最有实力的之一。
张宗昌这人，原本跟他没什么交情。
山东人，出身底层，小时候读过私塾，但也就识点字。
成名之前干过铁路工头、码头苦力，后来投军，一路混上来了。
早年投靠过革命党，跟陈其美有过交情，后来又转投直系的冯国璋，没多久又弃冯入奉，进了张作霖的门下。
张作霖虽然招了他，但心里一直有数。
他知道张宗昌不是那种忠心耿耿的人。
这人太滑，太野，太不受控。
他最会见风使舵，谁对他有利就靠谁，谁不顺他意就翻脸。
张作霖那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语气很轻，但意味很重：“这人，不能给他太大摊子。”
可那时候局势太复杂了。
张作霖要打仗，要人手。
张宗昌有经验，能带兵，就算信不过，也得先用着。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张宗昌被派去吉林，说是“协防”，其实就是张作霖给他个虚职，想远离权力核心。
可张宗昌到那边后没闲着，拉人、扩军，三个月就搞了一支万人队伍。
再过两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宗昌南下，占了江苏、安徽，最后把山东也纳入囊中。
一下子成了华东一带最有势力的军阀之一，手下有兵七万，枪炮齐全，财政独立。
在济南，他自己印钞票、建银行、设税务局，搞得跟个国家似的。
张作霖那会儿已经不高兴了。
他不是怕张宗昌打不过人，而是怕他打不过自己人。
张宗昌在山东的做派，说好听点是“强人治理”，说难听点就是“横征暴敛”。
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
这不是吓唬人。
张宗昌治下，真有“狗税”，还真有人因为抗税被割鼻剜眼的。
百姓敢怒不敢言，士绅纷纷逃亡。
张宗昌还自称“金库大王”，印了大批“军用票”，强迫老百姓按面值收。
这些票最后都成了废纸。
张作霖知道，再这样下去，迟早闯祸。
可他也没办法直接动手。
只能在表面上提拔张宗昌当山东督军，背地里又安排杨宇霆、姜登选分别管江苏和安徽，三人互相制衡。
可惜，这种平衡没维持多久。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直系节节败退。
奉系也难以独善其身。
张作霖准备撤回东北，重新部署。
没想到，1928年日本人下了杀手。
皇姑屯那场炸弹袭击，日本关东军早就策划好了。
他们不希望张作霖与南京政府和解，更不希望东北完全脱离掌控。
那一炸，不仅炸死了张作霖，也彻底打乱了奉系的战略安排。
张学良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旧部。
他记得父亲的遗言。
此时的张宗昌也不好过，北伐军节节推进，他在山东被韩复榘挤兑得连饭都快吃不上。
有人劝他投奔日本，他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大连。
张学良知道，这人不能再留。
派人联络韩复榘，一起设局。1929年9月3日，张宗昌在济南郊外一个叫黄台的地方被人刺杀，凶手是他自己的旧部郑继成。
临死前，张宗昌大喊了一句：“我不是怕死的人！”这句话很有他的风格。
说到底，他这辈子从不怕冒险，也从没低头认输。
可他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地盘上。
张作霖当年的那句话，算是应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