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9日晚，大别山北麓的野战军前指灯火通明。杨勇把电报摔到桌上，沉声对旅长吴忠说：“记住，关键是缠住敌人，别恋战。”吴忠应了声“是”，却没把这句叮咛完全记在心上。
半年多前的1947年盛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中原，跨过黄河后直插江淮，把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第一纵队在淮西鏖战不休，部队掉了膘，枪管都发红，急需喘口气。为了给两个主力旅争时间，一纵决定让实力相对完整的二十旅出面“唱大戏”，在新蔡、息县一线晃动，招徕蒋军视线。二十旅当时只剩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却要面对敌人整编十一师、十师这两支机械化王牌，压力可想而知。
从司令部出来，吴忠难掩兴奋。他与整编十一师在章缝集结过梁子，此番再会正想找回场子。可副旅长李觉、政委刘振国都在担心：王牌师摩托化机动太快，咱们拖得住就好，硬拼绝非上策。争论持续到凌晨，吴忠拍板——先在包信集附近敲掉几股土顽再撤。这个决定像一粒细沙，悄悄嵌进随后的风暴里。
1月上旬，二十旅步出大别山进入包信集地区。部队连续几天爬山涉水，本就疲惫，装备又差，翻山越岭的时间被意外拉长。侦察科却很快回报：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已从漯河南下，正逼包信集。杨勇再电督促：务必向西牵敌，不可硬拼。
然而在旅首长席地而坐的地图旁，新的岔路口又出现了。吴忠与李觉倾向西移，刘振国坚持东靠纵队。反复磋商，到头来吴忠采取“两头下注”：骑兵团去西，主力团往东，先在包信集南稍事休息，待夜幕再分头急行。折中方案听来圆滑，却恰是高危选择。
拂晓前的宿营村落寂静得出奇，没人大喊“敌袭”，但机枪声忽地炸响。十一师的尖刀营从黑暗里扑来，五十八团三营首当其冲。午后炮声震得瓦片乱飞，吴忠终于确定对面真是胡琏，心里一沉：“这回麻烦大了。”李觉提醒：“白天硬顶，夜里脱身。”两团连夜构筑工事，以一线三营掩护，其余营队筑第二道防线，勉强顶住了敌炮火。
傍晚时分，敌人调来整编十师侧击，炮火与照明弹交错，天空白如白昼。二十旅侥幸守到夜幕，不敢再恋战，命令：分批西撤。警戒排殿后，旅直先动，五十八团随后。突围伊始顺利，谁知天意弄人，转移线路与前探骑兵通知的“敌军按兵不动”严重不符。胡琏早在外围准备了机动部队，随时咬人。
混乱出现在五十九团。三营撤得仓促，没把情况报上来；一营的副教导员李应正带人误入敌伏，慌乱中单独突围，此举让一营指挥链瞬间中断。深夜行军，本就劳顿不堪的官兵在黑暗水网田埂间磕磕绊绊。忽见旁边钻出一队“友军”，枪械和着装都像自家兄弟，竟没人疑心。
队伍并行数里，教导员才觉不对，低声示警。可枪栓拉动声刚响，左右两侧敌火便同时开启；第三股敌兵堵上来，一营当即被切成几段。弹药迅速打空，只剩白刃肉搏，黑暗中士兵们以刺刀枪托硬拼，有的捡起土块青砖砸敌，直到被机枪火力压制。凄厉的喊杀后，400余人悲壮牺牲，营长郅富田毙命沙场，余下八十余人流血突围。
拂晓时，二十旅主力已与十一师脱离，而天边的火光映出残酷结局。吴忠得知一营覆灭，面色铁青。李觉低声劝他稳住指挥，吴忠却握拳苦叹：“我该听老杨的话。”枪声渐息，只有零星负伤者被搀回来，站在队列里，衣衫破烂，浑身血迹，与昨日出发时判若两人。
战报送往纵队司令部，数字刺眼——一营整建制减员过半，重武器悉数遗失。首长震怒，电令严查。很快，处分文件下达：吴忠、刘振国、李觉记大过警告；五十九团团长撤职查办；一营副教导员李应正因弃兵自遁，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时他只说了一句：“愧对弟兄。”枪声沉闷，落在晨雾里。
这场战斗从1月10日黄昏打到11日深夜，是一纵入淮西后少见的挫败。表面看不过是一个加强营被全歼，实则暴露了两条致命教训：一是野战部队再疲劳也不能缺少侦察与警戒，二是任务取向必须高度一致，决策分裂就是给敌人可乘之机。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三个月后，一纵在豫东、淮海再战整编十一师，呼啸的炮火中替包信集的英魂要回了旧账。然而，曾在月色下陷落的那支一营，却再也未能归队，这段突围血路成了二十旅史册里最沉重的一页，提醒所有后来者：战争不仅要敢打，更要会打，走错一步，满盘皆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