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多边机构，竟因最大出资国长期拒缴会费而濒临资金枯竭——表面荒诞，实则账目清晰可见。6月30日，中方代表在联大第五委员会会议上直指要害：当前流动性危机的症结，并非收入骤减，而是结构性欠款持续累积，且数额已达到危及存续的程度。
早在今年1月，秘书长古特雷斯便以正式信函向全体会员国发出紧急通报，明确指出：若无新增资金注入，联合国现金储备最迟将于7月底耗尽；纽约总部部分办公区域或将暂停服务，核心职能面临系统性停摆风险。一边是年度军费突破8000亿美元的超级财政体，一边却在应尽国际义务上反复迟滞，这种反差令人深思。
美国欠会费，联合国快断粮了
6月30日，联合国总部会议进入收尾阶段，中方外交官面向各国代表团坦率指出：当前财务困局并非源于整体筹资能力下降，而是源于缴费责任最重的国家长期未履行法定义务，所积压的未缴金额已严重侵蚀机构运转根基。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按章程规定全额清缴所欠款项，既不附加政策前提，也不设置执行时限，此番表态并非情绪化施压，而是基于真实现金流数据作出的专业判断——目前账户可动用资金仅够支撑不足三周常规支出。
今年初，古特雷斯秘书长致函各成员国，以书面形式详述财政严峻态势：截至一季度末，联合国常规预算缺口持续扩大，流动性指标已跌破安全阈值；多项关键业务线出现付款延迟，部分维和特派团薪资发放被迫延后，人道响应机制响应周期被迫拉长。
信中特别强调，若当前趋势延续，至7月中旬将出现无法支付基本运营费用的情形，包括安保、电力、通信与基础行政支持等刚性开支或将中断，纽约总部部分楼层存在临时关闭可能。
导致这一困局的核心变量，正来自一个常年维持全球最高国防预算的国家。其单年军费支出逾8000亿美元，但对联合国法定分摊义务却长期选择性搁置。
截至今年2月初，美国尚未缴纳本年度常规预算款项，拖欠额达21.9亿美元；维和行动分摊费用尚有24亿美元未到账；国际法院及其他司法机构相关经费亦有4360万美元处于未结算状态。三项合计，总欠款已逾46.3亿美元。
这笔资金对联合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救命钱”，直接关系到数十个维和任务区的装备补给、数万名工作人员薪酬发放、上百个人道援助项目的持续推进；但对美方财政体量而言，仅相当于其年度军费支出的约0.57%，尚不及其一架新型战略轰炸机造价的三分之一。
因此争议焦点从来不在支付能力，而在履约意愿。中方所提“足额、无条件”原则，实质是重申多边体系的基本契约精神：不能一面依托联合国平台获取外交红利与制度性话语权，一面又以资金卡脖子方式削弱该机制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美国老欠账还让别人替它掏
美国拖欠国际组织经费的行为具有显著惯性，并非始于近期政权更迭。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方累计拖欠已达6.12亿美元，且于2025年再度宣布退出，这已是其第三次进出该组织。
类似操作亦见于世界卫生组织：美方在2024年底启动退出程序时，仍拖欠2024—2025财年应缴会费共计2.78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在完成全部退出流程前，不会补缴任何历史欠款。
随着缺口持续扩大，联合国不得不启动深度节支机制。古特雷斯已批准2026财年常规预算削减15.1%，职员编制压缩18.8%，共取消2683个常设岗位，涉及规划、监测、评估、后勤与技术支持等多个关键职能条线。
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已在一线显现：部分冲突地区维和巡逻频次下降，难民营净水设备更新滞后，非洲多国疫苗冷链运输周期延长，基层公共卫生人员培训计划被整体推迟。真正承受代价的，从来不是决策层，而是战乱废墟中的流离者、泥泞道路上的维和士兵、缺医少药村落里的妇孺老幼。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于2026年2月对外宣称“可在数周内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但当被追问具体欠款总额时，其回应语焉不详，未能提供准确数字。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将解决方案简化为“动员盟友多出钱”，并援引北约防务开支分摊机制作为类比，暗示只要施加足够政治压力，其他国家便会主动填补美方留下的空缺。
此举实质是将法定义务异化为可转嫁负担，把自身履约失责包装成协调失灵，既规避问责，又试图维系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制度性影响力。
在国际舆论持续聚焦与《联合国宪章》第19条投票权限制条款双重约束下，美国国会于2月通过总额31亿美元的专项拨款法案，用于阶段性清偿部分历史欠款。
但该笔资金仅覆盖总欠款的约67%，且拨付过程嵌入多项政策附带条件，要求联合国改革议程须优先回应华盛顿关切，尤其在安理会扩容、秘书处人事任命及预算审查机制等方面作出让步。结果形成一种制度性悖论：欠款可以无限期拖延，缴费却必须先谈价码。
该交不交还想保投票权
在会费履约表现上，中美两国呈现鲜明对照。中国不仅是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更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数量最多、部署地域最广、任务类型最全的国家之一，连续多年实现会费按时、足额、无附加条件缴纳。
正因如此，中方代表在联大五委会上首次公开点名“最大欠费国”，才引发广泛关注。这种罕见措辞并非意在激化矛盾，而是表明问题已从管理层面升格为生存层面——再不正视，整个多边协作架构都将动摇。
中方表达的核心立场非常明确：联合国常规预算、维和行动拨款与人道应急基金，共同构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生命线，其稳定性取决于所有成员依法履约的确定性。
一旦某一方长期违约，不仅造成资金链断裂，更将触发项目缩水、人员流失、响应迟滞等一系列负向循环，最终损害的是全体成员国共享的治理基础设施，而非某个国家的象征性声誉。
规则本身早已白纸黑字载入《联合国宪章》第19条：凡拖欠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应缴总额者，即自动丧失大会表决权。这不是临时创设的惩戒手段，而是维系组织信用底线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美方对此心知肚明，故在临近触发投票权限制红线之际，迅速推动31亿美元拨款落地，优先确保关键时段表决资格不失效，从而保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核心制度性权力支点。
但需清醒看到，此次补缴仅为部分清偿，仍有近15亿美元缺口悬而未决；且每次付款均伴随改革诉求清单，试图将财政杠杆转化为制度改造工具。照此路径演进，后续发展逻辑已然清晰。
美国几乎不可能彻底终止缴费，因其退出成本远高于履约成本：失去纽约总部属地特权、弱化安理会一票否决权效力、丧失在全球议程设定中的话语主导地位，每一项都关乎其战略纵深与制度护城河。
但它同样不太可能一次性结清全部债务，因为“欠费”本身已成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战略资产，可用于撬动议程设置、影响人事安排、延缓不利决议推进。
于是现实图景趋于固化：联合国在精打细算中维系最低限度运转，秘书长定期发布催款通报，其他成员国在规则尊严与务实妥协之间艰难平衡，而美方则持续以“贡献总量大”为由，为其阶段性迟缴、选择性缴费、条件化补缴等行为寻求正当性辩护。规则写在宪章里，账单压在会计室中，博弈仍在继续。#上头条 聊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