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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秋天，江西于都河边聚集了一支衣衫破旧的队伍。
火把在夜风里摇晃，照出一张张疲惫却年轻的脸。河面上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渡船在混浊的水面上来回穿梭。
这是一次出发，也是一次告别——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就在这个深秋的夜晚，踏离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赣南根据地，踏上了一条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
出发时，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
而等到他们真的走出去，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险峻的处境：北有追兵，南有截击，东西两线布满了绵延数百里的碉堡封锁带。
四面收拢的国民党军队，像一张慢慢收紧的网，把这支人数越走越少的队伍，一路驱赶进了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那片陌生的山地。
到1935年初，八万多人只剩三万多人。
就在这个被所有旁观者都认为几乎无解的时刻，赤水河边，那支已经走得又累又饿的队伍，用接下来三个月的行军路线，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让后人研究至今的一段传奇。
这段传奇，叫做四渡赤水。
伟人本人晚年曾亲口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
【一】蒋介石的大网：从50万兵力到那一道道碉堡封锁线
这场故事，必须从1933年说起。
那一年的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调集了约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战术上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次。
蒋介石在前四次围剿中吃尽了苦头。他请来了德国顾问，把苏联战法与欧洲阵地战的思路一并研究了一遍，最终决定用一种慢而稳的方式解决红军——"堡垒推进"，步步为营。
做法就是：不和你正面决战，而是一步一步蚕食苏区。每向前推进一段，就修一座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用公路相连，把地盘围成一个越来越密的铁网。红军不能出去游击，因为外面都是碉堡；红军不能内线运动，因为空间越来越小。这一套打法，叫"堡垒战术"。
蒋介石对碉堡建设的重视程度，从他的电令里可以看出一斑。他明确要求，"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还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如果不照办，"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
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之下，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境内就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福建境内573座，为了沟通这些碉堡还修筑了公路5000余公里，整个苏区外围被一张由碉堡和公路编织成的大网死死罩住。这张网，让中央红军赖以生存的游击战、运动战彻底失去了施展空间。
红军内部，这时候的军事指挥权落在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3年9月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进入中央苏区，随即从博古手里拿到了军事指挥权。
这个人不了解中国的地形、气候和作战特点，搬用的是欧洲正规战的那一套。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集中主力进攻敌军坚固阵地，结果遭到重大伤亡之后，又转向消极防御，要求红军与敌人打"短促突击"，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工事对工事。
红军的优势在运动中，在山地游击中，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中——而李德的这些部署，恰恰把红军的优势全部抵消，把劣势全部放大。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集结11个师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发起进攻。红军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13师等部顽强抗击，以18天的血战艰难应对。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广昌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极其狭小的区域。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后获得同意。
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事宜，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从于都河边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长征开始了。
出发时，整支大军的行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一、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八、九军团位于军委纵队左右两侧护卫，五军团在后殿后。
此外还有大量辎重——印刷机、医疗器械、粮食、被服，队伍拉成几十里长的长龙，行进速度极为迟缓，与其说是军队行军，不如说更像是搬家。
这种行军方式，在随后到来的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二】湘江：一条把8万人打成3万人的大江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中旬到达湘桂边境。
前方，是湘江。
蒋介石早就在湘江两岸布好了口袋——调集了中央军、桂军以及湘军共约30万大军，部署第四道防线，计划以合围之势，在红军渡江时将其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就在这关键时刻，迟缓的行军速度葬送了一次提前突破的机会。负责侧翼防守的桂军、湘军在前期暗中放了一条缝，但红军行进太慢，等到主力全部向湘江靠拢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已经合拢了。
11月下旬，湘江战役爆发。
战斗的惨烈，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事后描述所能还原的程度。
脚山铺阻击战，是整个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战，红一军团在此与国民党军足足打了三天三夜；
界首阻击战，红三军团红五师以2100多人牺牲的代价阻击了桂军的攻击，全师损失近2000人，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阵亡，营以下干部几乎无人幸存；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第34师，因错失渡江最佳时机，最终全军覆没。
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
清点人数，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何键下达的通电里自己承认，"虽总计各役，匪部实力确已消灭三分之一"——而这，还是以长征出发时8万余人为参考系数得出的数字，实际伤亡更为惨重。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句话后来在湘江沿岸流传，背后是整整一场战役的眼泪和鲜血。
湘江战役之后，整个红军队伍里弥漫着一种压不住的愤懑和疑问。
刘伯承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之后，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红军还能往哪里走？
【三】三次会议：从通道到黎平到猴场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继续向西运动。
博古和李德原定的方向，是穿越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建根据地。
蒋介石早就看穿了这个打算，在湘西方向调集了薛岳部等重兵，专等红军往这个口袋里钻，计划来个"半渡而击"。
红军已经在湘江付出了那样的代价，如果再走进另一个早已布好的口袋，三万人恐怕都难保住。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红军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上，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和转向贵州的意见争执不下，意见不统一，但最终作出了西进占领贵州黎平的部署。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再次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支持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黎平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的行军方向，从原本计划的湘西，转向了贵州北部。
然而博古、李德仍不甘心，一路上仍在争论，试图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让红军掉头回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明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坚持，重申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条规定，实际上在组织层面改变了李德独断专行的状况，为下一步从根本上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铺好了路。
两天后，1935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在遵义短暂停留期间，红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贵州站稳了脚跟——不是在追击中奔跑，不是在封锁中突围，而是有机会停下来，清点人数，整理队伍，认真坐下来，把一路走来的失败和教训，全部摊开在桌面上说清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场在后来被无数人反复研究的会议，就在遵义新城子尹路96号，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人官邸的一栋砖木建筑里召开了。
这就是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了整整三天。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
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三天讨论之后，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从三天会议结束，到接下来红军走出赤水河流域的这一段，是整个长征当中变数最多、走法最难以理解的一段。
遵义会议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局面终于要开始扭转了。
然而接下来，红军打的第一仗，败了。
而正是这场败仗，让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战役名字，从此刻进了历史——伟人在接下来近百天里走出来的那条迂回路线，震惊了坐在贵阳城里反复看地图却怎么也看不懂的蒋介石，就连跟在红军身后紧追的国民党各路将领，事后在回忆中也承认，自己从始至终没有能弄清楚，那支三万人的队伍到底在打一个什么主意。
红军究竟走了一条什么路，才能让四十万大军看得目瞪口呆、无从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