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杨虎城将军传》《西安事变始末》《文史资料选辑》《张学良口述历史》《杨虎城将军传记》（陕西省地方志资料）百度百科·杨虎城词条、杨拯英词条、杨拯美词条、宋振中词条、谢葆真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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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西安，一位87岁的老人在家中安然离世。
她的名字叫杨拯英，是杨虎城将军的女儿。
她离开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一张老照片。那是1936年，母亲谢葆真搂着四个孩子拍下的全家福。
左起是姐姐杨拯美、哥哥杨拯中、妹妹杨拯汉，还有那年刚满两岁的她，杨拯英。这张照片，是她和父母之间唯一留下来的联结。
西安事变时，她只两岁，之后父亲和母亲相继出国、被囚禁直到被杀害，她再没有见过父母。她对父母全部的印象，来源于仅存的几张照片：母亲特别漂亮，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神采奕奕，仿佛那一段血与泪的岁月从未在那张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杨拯英晚年花了大量时间，查阅史料、联系目击证人，只为还原父母在那十二年牢狱岁月中的真实遭遇。
她和姐姐杨拯美合著了《怀念母亲谢葆真》，试图用文字拼凑出那段被历史吞噬的岁月。她曾亲赴贵州，走进那些父母被关押过的山洞和破旧院落，站在玄天洞道观的石壁前，看着那片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幽暗所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在世的最后几年，仍然坚持参与西安事变的史料整理工作，坚持把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
她走的那年，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八十五年了。
一代人的记忆，就此画上了句点。
然而，她所揭露的那段真相，那些被岁月掩埋在历史深处的伤与痛，却在她身后，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是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那个下午做出的一个抉择，最终让杨家几十口人，付出了用一生都无法偿还的惨痛代价。
【一】1936年12月，西安城里的那十三天
要读懂杨家的悲剧，必须先回到那一切的源头：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西安。
枪声划破了华清池的黑夜。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于临潼华清池。史书将这一天记录为"西安事变"，或称"双十二事变"。这一枪，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走向。
这场兵谏的深层背景，要从当时积压已久的内外矛盾说起。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队蚕食华北，东北三省早已沦入敌手。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将士，对着失去的故土日夜椎心，屡屡请缨抗日，却一次次被按下来，转而被命令去打陕北的红军。
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驻扎陕西多年，将士们同样眼看着国土一寸寸沦丧，抗日的怒火在军营里烧了又烧，始终无处释放。
两位将领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建议停止内战，携手御侮，均无果而终。到了1936年的秋冬之际，这种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走到了无法遏制的临界点。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兵谏发动。张学良的部队控制西安城，杨虎城的部队冲入临潼华清池，将蒋介石扣押。消息传开，举国震惊，世界瞩目。
事变发生后，各方势力迅速介入。
宋子文、宋美龄相继赶赴西安，展开紧张的斡旋谈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也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参与各方协商。整整十三天，西安城里的每一个夜晚都绷紧着弦。谈判桌上争来争去的，是中国这片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人命运走向。
经过各方斡旋与协商，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告终，史家普遍认为这一结局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全面抗日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和平解决的背后，还有一个悬念未解：谁来送蒋介石回南京？
【二】1936年12月25日下午，那一次谁也没想到的分道扬镳
事变爆发两周后，于25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陪同下飞离西安，26日到达南京。
这几个字读起来平静，但其背后，是一段争吵、一次挥别，以及两个男人从此走向截然不同命运的转折。
1936年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了杨虎城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告知了自己的决定：他要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杨虎城和陕北代表都坚持，如果要释放蒋介石，则一定要让蒋介石写一份书面保证。杨虎城的反应最为激烈，与张学良发生了争吵。
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以下犯上之事，一旦蒋回到南京，必有后患。他坚持认为，放人之前必须取得书面承诺，否则一旦蒋介石翻脸，所有参与兵谏的人都将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然而张学良心意已决。他认为，局势若再拖延，南京方面的强硬派可能借机发动大规模内战，届时生灵涂炭的责任将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最终由周恩来出面调停，争执才暂时平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三点，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陪同下，蒋介石来到机场，准备飞回南京。可就在蒋介石上了飞机之后，张学良突然转头对杨虎城说，自己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且悄悄塞给了杨虎城一封信。而杨虎城错愕不已，此时的南京对张学良来说就是龙潭虎穴，怎么能去呢？可尽管杨虎城苦苦挽留，但张学良还是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张学良走后，杨虎城打开了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虎臣就是杨虎城，而孝侯则是张学良的嫡系爱将于学忠。
飞机消失在云层里。
杨虎城站在西安机场，攥着那封信，望着天空发了很久的呆。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蒋介石一到南京，便将张学良扣押起来，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蒋介石死后张学良才重获自由。在这种情形下，失去中心的东北军团体也因此分化瓦解了。
张学良走后，西安城里只剩下杨虎城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蒋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河南省、安徽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
那支张学良临走前托付给杨虎城的东北军，从此群龙无首，被一点点地肢解、重组、调离，最终烟消云散于各地。
【三】1937年：被迫出国，然后是香港，然后是铁窗
西安事变的余波还未散尽，蒋介石便着手对杨虎城展开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收网。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的实际控制。他手下的第十七路军被陆续调离、整编，原本由他一手带出来的将士们，逐渐从他的麾下散去。
与此同时，蒋介石表面上仍与杨虎城维持着和颜悦色的往来，实则步步为营，蚕食他的军权，缩小他的活动空间。
1937年3月，蒋介石带话给杨虎城，表示愿与杨见面，希望杨能主动去看他。3月29日下午，杨虎城抵达杭州晋谒蒋介石。那次会面气氛表面平和，蒋介石在席间谈笑风生，却字里行间夹带着警告。
那之后，局势越来越清晰：蒋介石希望杨虎城出国。名义上是"出洋考察军事"，给足了面子，给了护照，给了旅费，却抽走了杨虎城留在国内的所有凭借。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及秘书一行共6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杨虎城出发的时候，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只剩不到十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前往美国途中的杨虎城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惊，"真没想到，还不到十天，就爆发了抗战，早知道真该晚走几天。"他即刻致电宋子文，询问国内形势。
从那一刻起，杨虎城便开始了一次次的请缨与一次次的拒绝。
他在大西洋航线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回国抗日。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城市里奔走，拜访各方人士，宣传抗日主张，同时悄悄通过中共旅法支部寻找回国的可能。他甚至向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希望经苏联辗转回国，却被苏联通报了国民政府。
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
每一封请缨的电报，都石沉大海，或者换回一封要他继续留在国外的回电。
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宋子文来电的口气，像是在邀请，像是在给机会。杨虎城不知道这封电报背后的用意，只知道自己已经在海外辗转了将近半年，日日夜夜盼的就是回国的那一刻。他当即决定启程。
1937年11月，杨回到香港，宋子文给了杨虎城往长沙的机票。12月2日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软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
飞机落地，杨虎城以为自己终于回来了。
他不知道，那架飞机送他进去的，是一道关了十二年才打开的门，而且打开的方式，是另一场更深的黑暗。
被捕之后，杨虎城被转移到距离南昌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秘密关押。当时，除了极少数几个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在南昌软禁半年后，戴笠按蒋介石之命将杨虎城秘密转移至长沙，关押于东郊朱家花园，后又押往益阳桃花仓。
国民党军从武汉撤离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解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开始囚禁生涯。
南昌、长沙、益阳、息烽……每一次转移，都意味着离外面的世界更远，离那些关心他的人更远，也离他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岁月更远。
西北那片黄土地上，曾有他带出来的兵，曾有他参与守卫的城池，曾有他出生的那个叫甘北村的地方。往后十二年，那一切对他而言，只剩下记忆里的轮廓。
【四】谢葆真：从西安到玄天洞，从牢房到骨灰盒
杨虎城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谢葆真没有选择躲避。
1938年，谢葆真带着小儿子杨拯中飞到汉口，并通过戴笠的安排，在7月终于见到了被囚禁在益阳的杨虎城。这次见面却成为了她噩梦的开始。谢葆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送入秘密监狱。
谢葆真，1913年5月29日生于陕西西安。她出身并不显赫，父亲早年做过教书先生，后家境贫困，去杂货店当了店员。
她是在贫寒里长大的，却有着远超那个年代许多女性的眼界和胆气。1926年西安守城之战时，不过十三岁的谢葆真已经跟着女伴们组织了歌咏队、演出队去慰问守城将士，动员群众捐粮捐钱。1927年，她进入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并在那个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有立场、有信念的女性，从年轻时便已清楚地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入狱之后，她被辗转关押于多处。那段囚禁生涯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湖南益阳，然后是长沙，然后是贵州息烽县阳朗坝，再然后是玄天洞。
一开始，杨虎城一家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看守所，戴笠检查后发现，此地距离公路太近，怕出现问题，就又转移至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观内。
玄天洞道观虽然历史悠久，是个名胜古迹，但在当时处于年久失修的一个状态，整体住宿环境并不好，杨虎城住的房子就在玄天洞边上，因地处深山，终年不见阳光，潮湿异常，对于一个西北大汉来说，这比酷刑折磨还难受。
后来还是杨虎城自己要求出钱修建一处住所，戴笠勉强答应，才改善了这一问题。
玄天洞的日子，是漫长而压抑的。
山高路远，深山幽谷，终年见不到阳光。谢葆真在那片潮湿阴冷的环境里，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沉重。
她在这一时期，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营养严重不良，那个孩子出生八天便夭折了。这个打击，让她几乎支撑不住。
谢葆真因伤心日日落泪，杨虎城拉着她的手，说："我们还有四个孩子在外面，幸好他们没有和我在一起……"
那句"幸好他们没有和我在一起"，说出来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辛酸。作为父亲，他守不住孩子们待在身边；而那份守不住，反倒成了他仅剩的一点安慰。
此后，谢葆真又在狱中生下了另一个女儿，取名杨拯贵。这个孩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便没有见过铁窗之外的世界。
玄天洞的石壁，是她认识世界的第一道屏障；特务的脸，是她童年里见过最多的面孔；父亲日益憔悴的背影，是她记忆里最早的温暖来源。
1946年7月，蒋介石暗中转移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杨虎城一家连同秘书宋绮云一家以及副官等等也被搬迁到了重庆杨家山。当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是被分开关押，生活待遇也愈发的差了。
被分开关押，是对两个相依为命的人最残酷的折磨方式之一。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一度掀起强烈的呼声，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1946年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这一诉求被正式提出，但蒋介石坚决否决，对杨虎城夫妇的看管因此反而更加严密。
谢葆真的身体状况在这一阶段急剧恶化。关押环境每况愈下，精神压力与日俱增，长年的囚禁早已将她的健康消耗殆尽。到1947年初，她已经十几天无法进食，陷入极度虚弱的状态。
1947年2月，谢葆真在饱受精神折磨之下，从护士那里骗来了她手上戴着的金戒指，企图吞金自尽。
谢葆真（1913年5月29日—1947年2月8日），就在那段幽暗的岁月里，于1947年2月8日，在贵州的关押地，走完了她34岁的人生。
她死的时候，杨虎城仍在另一处被单独关押，连最后的告别都没能做到。
往后那两年，杨虎城终日以谢葆真的骨灰盒为伴，每日对着那只木制的骨灰盒枯坐，愁眉相对身旁那双无辜的儿女。那只骨灰盒，成了他十二年囚禁生涯里，随身携带的最后一件东西。
【五】两段截然不同的命运，和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
杨虎城在贵州的深山牢房里捱过了一年又一年，张学良的处境虽然同样是软禁，却在许多关键之处，与杨虎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张学良被扣押之后，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此后他被辗转关押于多地，先后在浙江、湖南、贵州、台湾等处软禁。
他的基本生活条件虽然受到限制，却始终保持在一个可以维持尊严的水准之上。他能读书，能写字，有信仰，有陪伴，有来自外部的关注和声援。他的家人，没有被一同卷进囚笼。
杨虎城的处境，与此相去甚远。
他被羁押的地方，一次比一次偏远。从南昌到长沙，从长沙到益阳，从益阳到贵州息烽的阳朗坝，再到那座终年不见阳光的玄天洞道观。
他的妻子谢葆真为了陪伴他，主动走进了那道铁门，然后再也没能走出来，以34岁的年龄，在关押地含恨而终。
他的次子杨拯中，年幼时便随母入狱，在铁窗里从孩童长成了青年，满头白发，身形佝偻，像一个被岁月过早压垮的老人。他的幼女杨拯贵，在监狱里出生，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对她来说，铁窗外的世界，几乎等同于另一个星球。
与此同时，西安城里还有四个孩子在悄悄成长——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她们由外婆抚养，后来由养母张蕙兰照看，在一种随时都要收敛身份、不敢提起父亲名字的环境里，战战兢兢地长大。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是杨虎城的后代，外婆害怕她们姊妹受到敌人的迫害，总是叮嘱她们不许跟任何人讲起自己的父母，也不允许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家世，"假如有人问起你们的妈妈在哪里，你们可以告诉他，你们的父母都在外国。"
小她1岁的妹妹杨拯汉就读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三年级，那年秋天，老师让学生填写学生手册，妹妹按外婆嘱咐，照旧在"父亲姓名"一栏写上叔叔的名字。
一个连父亲名字都不能写进表格的孩子，身上压着的，是那个年代里最无形也最沉重的负担。
而在另一处铁窗里，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
他的名字叫宋振中，乳名森森，1941年3月15日生于江苏徐州。宋振中年仅八个月时，由于父母被国民政府军统特务逮捕入狱，宋振中也随父母入狱（位于重庆渣滓洞）。
因严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头大身小，令人怜爱，狱友们都亲切地称其"小萝卜头"。因年龄小，行动相对自由，成为狱中为狱友们传递消息的"小交通"，帮助狱中的秘密党支部出版和散发《挺进报》。
他的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的秘书，参与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参与起草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1941年，宋绮云被捕，同年冬天，妻子徐林侠和当时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也被关进铁窗。此后，这一家三口辗转重庆、贵州的监狱和集中营，1943年3月，宋振中又随父母转押到贵州省息烽县……一囚就是将近八年。
在被关押期间，宋绮云夫妇为宋振中争取到了学习的机会，中共党员罗世文和原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先后成为他的老师，他用树枝做成的笔、烧焦的棉花做成的墨水和狱友们省下来的草纸做成的本子，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写字、算数、画画，还学会了简单的俄语。
一个在铁窗里长大的孩子，用树枝当笔，用烧焦的棉花当墨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块糖，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想象，来自那些狱友们断断续续讲起的只言片语。
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生命，全都系于同一条线上——那条线的一端，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另一端，是每一个人在那之后再也无法自主的命运。
从杨虎城本人，到他的妻子谢葆真，到他的次子杨拯中，到他的幼女杨拯贵，到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到那个在铁窗里度过整个童年的"小萝卜头"……
当杨拯英晚年翻出这一份份历史记录，把这些名字一个个排列开来，她才真正意识到，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做出的那个抉择，究竟让多少人，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1949年8月的一天，一辆从贵阳开往重庆的汽车悄悄启动，杨虎城坐在那辆车上，手里攥着谢葆真的骨灰盒，以为自己即将等到一个迟来的结局，却不知道，等待他的那扇门后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