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整个人类历史，真正在较大地理范围内对伊斯兰教完成“去制度化”乃至“去信仰化”的过程，并且让这种改变不可逆转的，例子极少。
人们首先会想到西班牙。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随后的七个多世纪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下，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等城市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
然而，自北方基督教王国开启“收复失地运动”起，穆斯林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便遭到持续挤压。
1492年，格拉纳达王国投降，基督徒重新控制了整个半岛。但军事上的胜利并未让统治者感到安全，宗教上的异质性被视为威胁。
1502年，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颁布诏令，境内所有穆斯林必须受洗成为基督徒，否则就必须离开。
这道命令被民间简单概括为“不改变信仰就失去生命”。
大量不愿背弃原信仰的人选择逃亡北非，另一些人表面上皈依，私下继续原来的生活方式。
这些秘密保留伊斯兰习俗的人，被称作摩里斯科人，他们的日子极其难过，被勒令说卡斯提尔语，禁止使用阿拉伯名字，不准佩戴传统首饰，不得进行礼拜沐浴，家中不能藏有阿拉伯文书籍。
宗教裁判所时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稍有逾越便可能被送上火刑柱。
即便如此，怀疑与恐惧仍然弥漫在整个社会。
当局认为这些改宗者骨子里并非真正的基督徒，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
于是在1609年，国王费利佩三世下达了更为彻底的决定：将所有摩里斯科人驱逐出境。
据估计，此后数年，大约有三十万人口被从西班牙各地强行迁移，绝大部分送往北非沿岸。
这场人口清洗几乎根除了半岛上现存的伊斯兰元素，留下的只是建筑遗迹和文献。
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手段非常残暴，其逻辑与伊斯兰扩张时期对其他信仰群体施行的压迫性规训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凭借武力在信仰上做出极端裁决。
西班牙用火与剑清除了伊斯兰世界。
而在遥远北方，另一个帝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逻辑，它不搞宗教清洗，而是试图从社会存在的最底层去重新塑造人，把信徒逐步改造成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公民。
这个国家便是苏联。
在诸多关于苏联民族政策的讨论中，很少有人系统地从“去伊斯兰化”这个角度去审视其半个多世纪的实践。
表面上看，苏联宣布保障各民族信仰自由，实际上它继承了俄国数百年向东和向南扩张的历史遗产，而其境内广袤的中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克里米亚等地，生活着数千万穆斯林。
怎样让这些人摆脱古老的宗教传统，融入苏维埃体系，是莫斯科始终面对的一项艰巨工程。
西班牙人的路线是肉体消灭与强制迁移，苏联走的则是婚育融合、教育覆盖、文字改造、制度同化以及必要的肉体消灭相结合的路子，最终让信仰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从公共生活里大幅退场。
从沙俄的宽松笼络到红色巨变
要理解苏联的做法，不能忽略沙俄时代累积的经验。
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将伏尔加河流域的大片穆斯林土地并入版图。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对帝国境内的穆斯林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管理策略，她允许设立“奥伦堡穆罕默德宗教大会”，用官方承认的穆夫提（教法解释官）来统筹管理穆斯林事务，相当于把宗教机构纳入国家官僚体系，通过有限的容忍换取政治效忠。
这一做法在稳定边疆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让中亚和高加索的穆斯林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宗教教育、法律习惯和生活方式。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征服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中亚大片地区并入帝国。
此时的帝国行政当局基本奉行“不干涉当地风俗”的原则，对伊斯兰教法管理的家庭、继承、教育等事务很少插手。
对沙皇而言，这些地区是原料来源和战略缓冲地带，只要税赋交上来、不造反，暂时不需要去动摇他们的信仰根基。真正的巨变，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初期，为了争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对伊斯兰世界释放了不少友好信号。
他们承诺废止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甚至一度将沙俄时代掠夺的《古兰经》等圣物归还给中亚穆斯林。
可短短几年之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稳固下来，原先的权宜之计很快被更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取代。
在官方看来，所有宗教本质都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统治者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伊斯兰教自然不例外，而且它还紧密地同当地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和法律规范捆绑在一起，根除难度更大。
为此，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一系列有步骤的去伊斯兰化工程，这场工程不是简单关停宗教场所，而是贯穿于文字改革、性别解放、土地革命、集体化、迁居流放以及人口混合的方方面面。
割断文化脐带：文字、面纱与集体化
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主要的书面语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清真寺附设的经文学校是底层民众认字的主要场所。
儿童从学念《古兰经》开始接触文字，自然在识字的同时便接受了伊斯兰的基础教义。
苏维埃政权想要阻断宗教代际传承，第一把刀就指向了文字。
1920年代末期，当局在中亚各共和国强制推广拉丁化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1930年代末期又再次将拉丁字母改成西里尔字母。
这种来回改换文字系统，产生了几个直接效果：
一是快速造就了一代只会读写西里尔文字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无法阅读父辈收藏的阿拉伯文宗教典籍和手抄本；
二是将传统的伊斯兰知识分子阶层变成了“功能性文盲”，他们原有的知识资本在短短十几年内丧失殆尽；
三是通过俄语教育的普及，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直接植入到年轻一代的头脑里，切断了与波斯、阿拉伯以及奥斯曼世界的历史性文化联结。
可以说，文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比关闭清真寺更为根本，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女性地位和身体的风暴也席卷了穆斯林社区。
1927年开始的“胡贾姆”运动，在中亚地区尤为猛烈。
当局鼓励妇女当众脱掉面纱，烧毁罩袍，走进工厂和集体农庄，参加夜校识字班，加入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场运动被宣传为穆斯林妇女解放，而实质上是把家庭这个最私密的信仰传承单位撕开一个口子。
妇女被拉入公共生产空间，孩子的抚养和家庭教育就不再完全由传统的家庭和社区负责，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职能。
当母亲们不再从小带着孩子去做礼拜，不再用宗教故事哄孩子睡觉，信仰的代际链就开始出现裂痕。
当然，解放运动也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不少摘掉面纱的女性遭到殴打甚至杀害，但这些暴力冲突又为政权进一步镇压宗教人士提供了借口。
一时间，不少毛拉、伊玛目被扣上“反革命”“剥削阶级”的帽子，遭到逮捕、流放或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