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省委书记秘书：套现数十亿入籍新加坡，负债92%烂公司丢给股民|上市公司|周庆治|宋卫平|房地产|新加坡|省委书记|集团股东会

2026年7月8日，一纸债权人重整申请，把昔日的储能龙头ST南都彻底推向了悬崖边缘，这家企业已经连续两年亏损超过41亿元，163个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资产负债率突破了93%，资金链彻底断裂，无力偿还到期债务。

但在这一地鸡毛的背后，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金蝉脱壳”，早在四年前，公司创始人周庆治就退出了董事会，而在此前的岁月里，他通过分轮减持，从A股市场稳稳套现了约56亿元的真金白银，同时早已取得了新加坡国籍。

他装走了56亿现金，留给A股市场的，是一个负债率超93%、濒临破产的空壳，以及近十万名欲哭无泪的散户。

周庆治1955年出生在浙江温州乐清，那个年代，他的求学之路断断续续，前后七年辗转打过13份零工，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23岁的他才抓住机会，考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这个77级历史系后来被称为浙江商界的“黄埔军校”，两个班70个学生里走出了至少15位浙江地产圈的大人物，坐在周庆治旁边的同班同学，就是后来绿城集团的创始人宋卫平。

1982年大学毕业，周庆治被分配到浙江省档案局，对于一个打了七年零工、23岁才上大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但他没有止步于此，在档案局干了两年后，他调入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1988年更是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出任省委书记秘书。

秘书这个岗位，外人不一定清楚它的实际分量，它不是简单处理杂务，而是距离省级权力核心最近的岗位，掌握领导全部行程安排，把控关键政务信息流转渠道，更关键的是，常年在权力中枢工作，让他搭建起了覆盖各行各业、盘根错节的人脉资源网络，在八十年代末的浙江，土地出让、项目审批、银行信贷，所有商业核心环节都离不开人际资源的加持。

1989年，组织安排他前往浙江省政府驻珠海办事处工作，珠海毗邻港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亲眼目睹了沿海开放城市蓬勃的商业机遇，亲眼看到敢闯敢干者快速积累财富，36岁的周庆治在1991年正式递交辞呈，告别了十年公职生涯。

下海后的周庆治并没有立刻单干，1992年他回到杭州，拉上大学同学许光跃，一起加盟了浙江华电房地产开发公司，这就是南都房产的前身，两人的分工极其默契：周庆治依托在省委办公厅积攒的人脉资源负责拿地和战略，许光跃专职操盘项目施工和楼盘落地，一个撬动资源，一个落地执行，配合效果远超单人经营。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城镇化浪潮刚刚起步，南都精准押中了杭州城西板块，接连打造出南都德加公寓、白马公寓等标杆楼盘，在老杭州人心里，“南都”就是品质的代名词，到2000年前后，南都房产占据了杭州商品房市场大约10%的份额，与宋卫平的绿城并称“浙江地产双雄”，良渚文化村、南都德加这些楼盘，是当年杭州中产群体公认的高品质住宅标杆，2001年，周庆治凭借10亿元资产登上胡润百富榜，位列第45名，也是温州商人里第一个登上该榜单的企业家。

但繁荣没有一直延续下去，2003年末，合伙人许光跃与周庆治彻底决裂，提出了分家，许光跃最终分走了一栋1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项目，折算下来大约相当于南都地产20%和南都集团12%的股份，他离开时还带走了十几位中高层骨干，南都元气大伤，2004年7月，公司只能主动撤回了南都置业的IPO申请。

内部分裂加上宏观政策调整，南都房产的资金链越来越紧，2005年前后，地产行业正处在上升周期的中途，绝大多数开发商都在拼命加杠杆、抢土地，赌的是黄金时代不会结束，但周庆治做了一个让整个行业意外的决定——不玩了，2006年到2007年间，他分批次把南都房产的主要股权卖给了万科，2006年，万科以17.6亿元拿下南都房产60%的股份；2007年，又以10.05亿元收购了剩余股份和部分项目权益，两笔交易加起来，周庆治套现了大约36亿元。

2006年那笔交易完成后，周庆治辞去了南都房产的董事长职务，外界以为他只是从地产行业撤退，实际上他在做另一件事，在完成这场套现的前后，这位土生土长的温州商人悄然取得了新加坡国籍，这一步棋，很少有人留意到。

退出地产之后，周庆治并没有真正退休，他把目光转向了新能源赛道，进入了自己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南都电源，这家公司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主营业务是储能电池，2010年，南都电源在创业板上市，周庆治作为实际控制人，持有大量股份。

接下来就是第二轮的套现操作，从2015年开始，周庆治通过多轮减持，逐步降低自己在南都电源的持股比例，到2020年前后，他累计又从南都电源上套走了将近20亿元，两次套现加起来，56亿元落袋为安。

四年前，他彻底退出了南都电源的董事会，而此时他早已是新加坡公民，人不在国内，公司的事务跟他没有了法律关系。

他走之后，南都电源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总额突破41亿元，163个银行账户遭司法冻结，资产负债率从正常的水平一路飙升，最终突破了93%，2026年7月，债权人正式向法院申请了对ST南都的重整，一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储能龙头，走到了破产边缘。

而周庆治本人，定居海外，拿着新加坡护照，56亿现金早已落袋，留在A股市场的，是一个负债率超过93%、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空壳，以及近十万名被套牢的散户投资者。

回过头来看，周庆治这条路径有其内在的逻辑，他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八十年代进入权力中枢，积累了别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脉和信息资源，九十年代初果断下海，赶上了房地产市场化最早的窗口期，2000年代中期高位套现离场，避开了后来地产行业的大洗牌，2010年代转战新能源，赶上创业板上市和储能概念的风口，然后在公司彻底崩塌之前，完成了第二轮套现，并且早早办妥了海外身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赚钱走人”的故事，关键在于起点，一个省委书记秘书的身份，给了他普通商人无法企及的信息差和资源壁垒，他在体制内积累的十年，本质上是在积累一种“制度租金”的兑现能力——知道政策往哪个方向走，知道资源掌握在谁手里，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这些认知，是他在商场上最核心的竞争力。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这套玩法本质上是在利用体制内积累的资源和人脉进行商业变现，然后通过海外身份完成最终的资产隔离，公司经营得好不好、负债高不高、散户投资者怎么办，这些都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他要的只是套现离场，剩下的烂摊子跟他没有关系。

截至2026年7月，ST南都的重整程序还在推进中，近十万名散户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已经跌去了绝大部分，163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里，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动用的资金，一家曾经与绿城齐名的企业，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

周庆治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制度套利”的样本，利用体制内积累的资源进入市场，利用市场上升周期完成财富积累，利用海外身份完成资产和风险的最终隔离，每一步都合法合规，但每一步都在把风险和代价转移给后来者——那些在二级市场上接盘的散户，这56亿的套现数字背后，是近十万个家庭真金白银的损失，而那个负债率超过92%的上市公司空壳，至今还挂在A股市场上，等着有人来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