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凌晨一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划破冀南夜色。值班的警卫跳起身来，心中一惊：树林深处传出的并非熟悉的号叫，而是铁蹄碾地的沉闷闷响。紧接着，郑家屯方向传来机车轰鸣。这片原本宁静的华北平原，顷刻被战火惊醒。
天刚蒙蒙亮，冀南军区骑兵团驻地曾官屯已被浓重的尘土包围。团长曾玉良很快认出，那是日军惯用的“铁壁合围”序幕。敌人趁农忙季节，潜行数百里，避开了我军情报网，突然在拂晓前成阵。这样的保密和突袭，显然不是小股骚扰，而是一场有备而来的斩首行动。
曾玉良根据多年的骑兵经验，第一时间拿出地图。东北、西北两翼尚有间隙，他判断凭借骑兵速度完全可以裂空而去。众人频频点头。风紧，枪声近，窗外已有零星子弹钻进院落。
然而政委况玉纯却没有跟着附和。他沉默片刻，说出一句话：“突围容易，可是，军区机关怎么办？”房中顿时安静。一些参谋不由得交换眼色，他们知道，此刻机关里不仅有参谋部、政治部，还有后方医院、被褥厂乃至通讯、供给等二十多家单位，总计四千多人，其中还夹杂数百名地方干部、民工和妇幼。一旦骑兵自顾而去，这支庞大的队伍将成为瓮中之鳖。
讨论焦灼。电报室送来新情报，西北方向出现日军装甲车列队，南面疑似伪军先头部队。曾玉良再度强调：“马步拉长就出不去，骑兵愈早动越好！”况玉纯却只是摇头：“先找机关。散则粉碎，合则生机。”短短一句，定下了骑兵团的命运。
几乎同一时刻，冀南军区临时指挥所的范朝利、刘志坚已决定向卫河一线收缩。没有司令员陈再道，也无政委宋任穷坐镇，两人得靠电台里模糊的电波支撑决断。十九团、二十一团在外围被压得节节败退，敌人三面推进，唯独南线火力稀疏，疑为伪军。范、刘二人迅速发出命令：全体向南集结，坚决避开日军主力。
上午十时许，骑兵团赶到卫河滩头，终于与机关会合。河岸上，抵达的四千余人毫无遮蔽。空中两架侦察机低飞盘旋，机翼闪着寒光，显然，敌人也意识到大鱼在此。短暂检点后，冀南军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骑兵团与二十一团的锋刃行动——突破南面伪军薄弱地带，再迅速拉开距离。
风声骤起，沙尘裹挟着草叶扑面而来。骑兵们拉紧缰绳，马尾扬成一片黑浪。阵前，况玉纯高擎染血的团旗，扬声：“共产党人，跟我来！”这是全团唯一的动员令。接着，马蹄如鼓，撞开尘幕，直插敌阵。步兵紧随其后，特务团在背后压阵，马枪与轻机枪交替掩护，尸声惨烈。
南面伪军阵地本不牢靠，又被骑兵劈开缺口，瞬间溃散。可西北角的精锐日军察觉后立刻掉头堵截，机关所在的漫长车马队被迫分流。断后的七百余名特务团将士将几门迫击炮架在田埂上死死咬住追兵，几乎以肉身堵住一架轻型坦克的冲锋。有人记得连长郑世英怒吼着向炮口扑去，那一声爆炸，为后队赢得了宝贵五分钟。
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狂风渐弱，夜色降临，突围部队终于在清河故道以西重新集结。损失惨重：两千余名抗日军民血染田野，若干干部从此长眠。一连串空缺名单刺痛着每个人。与此同时，日军也付出了3000余人的伤亡，原计划的肃正作战被迫中断。冈村宁次对“竟让大鱼脱网”恼羞成怒，下令屠村报复，制造了数起惨案。
冀南军区的余部在三天后抵达聊城西北的漳卫河滩地，借助纵横的地道与群众掩护，再次恢复活动。陈再道、宋任穷随后赶回前线，痛定思痛，立即推行三条措施：一是彻底精简庞大的机关，只保留作战指挥与政工骨干；二是重建敌情通报网，强调“敌情不明，首长不在”；三是给机关人员补课，集体学习机动作战与紧急转移要领。几个月后，骑兵团在广平、威县一线配合兄弟部队，利用新总结的“穿插割尾”战法，对日伪实施反扫荡，在滏阳河畔狠狠咬伤了冈村部队的一只分队，算是回敬当日之辱。
值得一提的是，骑兵与机关共进退的决断，很快在各部流传。有人感慨：“兵精马快不若心齐。”如果骑兵团当日独自脱围，冀南军区被全歼的概率极高，华北局面恐怕要推迟数月才能恢复。况玉纯的冷静与担当，为冀南保存了珍贵的指挥中枢，也给敌后斗争续了命。
战后统计，冀南抗日根据地面积虽缩减三分之一，却并未被根本摧毁。到1943年春，经过精干化、分散化、群众化的新部署，游击区又逐步扩展。严守保密、增强协同、随时机动，成为冀南各级部队以后作战的铁律。骑兵团也因此役被誉为“卫河之马”，其“团政委先看大局、团长守护到底”的故事，在老兵中流传至今，提醒后人：一时之得失，不敌全局安危；真正的胜利，往往始于最艰险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