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总债务达到458万亿元人均33万，内债真的不是债？|内债|国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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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总债务达458.6万亿元，杠杆率319%，十年债务增速为GDP增幅的2.2倍。面对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有学者称“内债不是债”，可一笔勾销。但内债也是真金白银的负担——利息吞噬财政、挤出民企信贷、压制家庭消费。债务可持续的关键，不在内外之别，而在是否创造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一、你可能不知道，截至2026年6月，中国的宏观债务余额达到458万亿元，人均达到33万元。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高债务时代。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26年一季度外债数据测算，截至2026年6月，中国宏观债务余额约达到458.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7.4%。

按照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相当于平均每个人背负约33万元债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居民都需要直接偿还33万元，因为宏观债务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体系相关债务。但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杠杆水平。

具体来看，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约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股票融资余额约12.49万亿元，同比增长5%。由于股票融资属于资本权益，不需要偿还，因此需要从债务统计中扣除。

与此同时，中国非银行部门外债余额约13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13万亿元。由于外债并不完全包含在社会融资统计中，因此在计算宏观债务时需要进行调整。

经过扣除股票融资、加入非银行外债后，中国宏观债务总规模约为458.7万亿元。

如果与2026年上半年年化GDP规模相比，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约319%。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每创造1元GDP，背后对应超过3元债务。

从结构来看，中国债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非金融企业部门。

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口径政府债务约103.85万亿元，对应政府杠杆率约72%。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全口径政府债务计算，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纳入政府部门，那么政府债务规模约达到171.35万亿元，政府杠杆率超过119%。

过去十年，中国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2017年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名义GDP增长约75%，但宏观债务规模增长约164%，债务增速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

同期，中国宏观杠杆率从约210%升至319%；居民杠杆率从49%左右升至58%；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125%升至189%。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债务扩张。问题也随之出现：

二、按姚洋的表达意思，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内债不是债。这部分内债真的不是债吗？

近年来，围绕中国高债务问题，一个观点在市场上引发大量讨论，那就是“内债不是债”。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容易引发争议，因为从最基本的金融常识来看，债务就是债务，只要存在借贷关系，就存在偿还义务。

不过，如果按照部分学者的逻辑进行分析，他们所说的“内债不是债”，并不是指所有债务都可以不用偿还，而主要针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形成的内部债务关系。

比如，上海财经大学姚洋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主体之间的债务，本质上属于一个内部经济体系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债权方不要求债务方按照市场规则立即偿还，那么这种债务压力可以通过政策方式进行缓释。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和国有部门拥有普通企业和个人无法相比的特殊能力。

企业借债，需要考虑利润、现金流和偿债能力；居民借债，需要考虑收入稳定性和资产抵押能力。但政府债务背后依靠的是国家信用。政府拥有多种政策工具，例如发行长期国债、债务置换、降低融资成本、调整偿还期限，甚至通过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来缓解债务压力。

过去几年，中国已经多次实施地方债务置换，通过发行低成本、长期限债券，替换地方融资平台过去形成的高息短期债务。从技术角度看，这确实可以降低短期偿债压力。

例如，一笔10年期高利率债务，可以转换成20年、30年甚至更长期限的政府债券。债务本金并没有消失，但偿还周期被拉长，利息成本下降，财政压力得到缓解。

近年来，中国国债期限不断延长，从10年期、20年期、30年期，到超长期特别国债，甚至市场也讨论发行更长期限债券。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利用时间换空间。

从理论上看，这种方式确实具有合理性。因为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通常比地方政府更加健康，融资成本更低，财政调节能力更强。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政府债务长期超过GDP的200%，目前政府债务率仍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但日本并没有发生类似一些新兴经济体那样的债务危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居民、金融机构和日本央行持有，外债比例较低。同时，日本拥有较高的工业技术水平、大量海外资产以及稳定的制度环境。

日本央行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并通过购买国债维持金融稳定，使政府能够承受较高债务水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内部债务确实具有不同于普通债务的特点。但是，“内债不是债”如果被简单理解为债务可以无限增加，就会产生严重误区。

因为债务虽然可以延期，却无法凭空消失。

政府债务最终仍然需要通过财政收入、经济增长、资产收益或者货币政策进行消化。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债务创造的资产价值，是否能够覆盖债务成本。

如果政府借钱建设高效率基础设施，提高产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那么债务可能成为未来增长的动力。

但如果债务主要用于低效率投资，例如重复建设、低回报项目，那么债务虽然可以在账面上延期，但经济成本仍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债务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地方政府债务如果通过中央财政接管，本质上是从地方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中央资产负债表。

企业债务如果通过银行体系处理，最终可能影响银行利润和金融稳定。银行如果通过政策安排降低损失，成本可能进一步转移到整个金融体系。

过去十多年，中国债务快速增长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债务规模本身，而是债务投入后的收益正在下降。

过去投资3元钱可能带来1元GDP增长，而如今可能需要投入9元才能产生同样效果。这意味着债务扩张的边际效应正在降低。

当债务增长速度长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就意味着未来需要更多资源用于偿还过去形成的债务。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债务是不是内债”，而是：这些债务是否创造了足够的经济效率？如果效率持续下降，即使是内债，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

三、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内债久拖不还，对经济、财政、民企和家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内债不是债”的争论，本质上并不是讨论债务是否需要偿还，而是在讨论债务如何被消化。

政府债务确实不像居民债务那样存在立即违约风险，但长期积累之后，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整个经济体系。

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压力增加。

政府债务可以延期偿还，但利息不能无限延期。当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时，每年财政收入中需要用于支付利息的比例会上升。如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债务增长速度，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科技投入和产业支持的资金空间就会受到挤压。

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财政下降之后，过去依靠土地出让收入支持债务循环的模式正在弱化。

其次，高债务可能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经济中的资金总量有限。当政府部门大量融资时，可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比例，使银行体系更多资金流向政府项目和大型国有企业。如果金融机构更偏好政府信用，而降低对民营企业风险投资的兴趣，就可能出现所谓“挤出效应”。

结果可能是：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民营企业恰恰是就业和创新的重要来源。

第三，高债务可能降低居民财富增长速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债务可以通过货币方式化解，就不会影响普通家庭。但事实上，债务最终需要通过经济体系承担。

如果债务通过通货膨胀方式稀释，那么居民手中的现金、存款购买力可能下降。这也是经济学中常说的“铸币税”。例如，如果长期保持3%左右的通胀水平，债务实际价值会随着时间下降。100万亿元债务，经过50年3%的复合通胀，其实际购买力约相当于21.8万亿元；如果延长到100年，实际价值可能下降到不足5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