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绝经6年，和55岁摄影师去草原同居25天，回家后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检查报告让医生变了脸
赵桂芳这辈子没想过，自己六十三岁了，还能做出这种事。
退休三年，老伴走了两年半。儿子在北京，女儿在上海，两家轮着打电话，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妈，你身体咋样？”“妈，缺钱不？”“妈，要不你来我们这儿住吧。”
她每次都说不缺，不去，挺好的。
挂了电话，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的秒针走动。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到最大，可还是填不满那间七十平米的老房子。
楼下老姐妹王淑芬看她整天闷着，硬拉她去跳交谊舞。
“桂芳，你不能这么待着，早晚待出毛病来。”王淑芬拽着她胳膊往外走，“咱厂退休的好几个都在那儿跳，就当活动活动筋骨。”
赵桂芳拗不过，跟着去了。
工人文化宫二楼的活动室，地方不大，木地板踩上去嘎吱响。十几对男女跟着音乐转圈，有的跳得好，有的纯粹瞎晃悠。
她站在角落里，看了一会儿就想走。
这时候有人走过来，站在她面前，语气客气：“是新来的吧？想跳的话我可以带你熟悉一下基本步。”
赵桂芳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个瘦高男人，五十出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卷到小臂，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
她就是在那天认识的钱国栋。
钱国栋比她小八岁，退休前在市文化馆当摄影师，拍了二十多年的风光和人像。离异，独居，儿子跟着前妻在广州，一年到头也见不上一面。
这些信息是后来慢慢知道的。最开始，赵桂芳只觉得这人跳舞的时候步子很稳，手搭在她腰上，力道刚刚好，既不紧也不松。
“你以前跳过舞吗？”第一次配合完，钱国栋问她。
“没有。我笨，学不会。”
“你协调性挺好的，多来几次就熟了。”
赵桂芳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记下了这句话。
从那以后，每周二四六的晚上，她都准时出现在文化宫。王淑芬看在眼里，有一次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说：“桂芳，我看你跟那个老钱挺合拍的啊。”
“你别瞎说。”赵桂芳脸一热，推开她。
“我可没瞎说，人家每次都是专门等着跟你跳，别人找他他都推了。”
赵桂芳没再接话，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舞会散了，外面下起了雨。赵桂芳没带伞，站在文化宫门口的屋檐下等着雨小一点。
钱国栋从后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我送你回去吧，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赵桂芳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两个人撑着一把伞，走在雨里。钱国栋把伞往她那边倾斜，自己的半边肩膀淋湿了。赵桂芳注意到了，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出来显得刻意。
走到她家楼下，她把钥匙掏出来，转身对他说：“谢谢你送我，上楼坐会儿喝杯热水吧。”
钱国栋站在楼道口的灯下面，雨水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滴。他想了想，说：“方便吗？”
“有啥不方便的，就我一个人。”
上了楼，赵桂芳找出干净的毛巾递给他，又去厨房烧了一壶水。钱国栋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打量着屋子。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是她结婚那年拍的，那时候她才二十五岁。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他问。
“不大，七十平，就是显得空。”赵桂芳把热水端到他面前，“你家里也是一个人？”
“嗯，离婚十四年了。”
“为啥没再找一个？”
钱国栋端起杯子，吹了吹热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年轻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自在，年纪大了，想找了，又不知道该咋找了。”
这句话说得平淡，赵桂芳却听出了一点别的味道。
那天晚上，钱国栋坐了半个小时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回过头来说：“后天跳舞，你还去吧？”
“去。”
“那我等你。”
门关上之后，赵桂芳靠在门板上，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她走到阳台上，看着外面的雨幕，想起老伴活着的时候，这种天气一定会唠叨她添衣服。老伴走了之后，再也没有人唠叨她了。
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
舞会上，他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舞会散了，钱国栋总是等她一起走，两个人沿着马路慢慢地走，聊一些有的没的。有时候说到兴头上，能走四五站地，到了她家楼下还要站在那儿再说十分钟。
赵桂芳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个跳舞的晚上。白天在家收拾屋子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挑一件颜色鲜亮的衣服穿上。照镜子的时候，也会多看两眼。
有一次，王淑芬来她家串门，看见她在衣柜前比划衣服，笑着说：“桂芳，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你胡说什么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就不能谈了？你才六十多，又不是七老八十。”
赵桂芳把衣柜门关上，转过身来：“淑芬，你说实话，你觉得我跟老钱走得近，别人会不会说闲话？”
“说啥闲话？你们俩都是单身，光明正大的，谁敢说？”
赵桂芳没再说什么，但心里那道坎，始终没有完全跨过去。
转折发生在冬天的一个周末。
那天下午，钱国栋打电话来，说他刚从张家口拍片子回来，带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问她要不要尝尝。
赵桂芳让他过来。
钱国栋提着两个袋子来了，一袋是莜面，一袋是草原上的奶制品。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她看。
“你看这个地方，漂亮不？”
照片上是一片辽阔的草原，远处是连绵的山脉，天空蓝得发亮，云朵低得好像伸手就能够着。
赵桂芳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说：“这是哪儿？”
“张北草原，从张家口开车过去三个多小时。”钱国栋的语气里带着兴奋，“那边的光线特别好，我拍了一整天都不舍得走。”
“真好。”赵桂芳把手机还给他，“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真正的草原。”
“那你想去看看不？”
赵桂芳愣了一下，以为他在开玩笑：“咋去？我一个人又不认识路。”
“我开车带你去啊。”钱国栋说得认真，“我计划了好几条路线，从天路进去，绕着草原走一圈，七八天的工夫就能把精华都看完。”
赵桂芳看着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
“我再想想。”
那天晚上，赵桂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脑子里反复出现那张照片上的草原，还有钱国栋说这些话时的表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她已经很久没有在任何人脸上看到过了。
第二天一早，她给儿子打了电话。
“妈，你最近咋样？”儿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疲惫。
“挺好的。小军，妈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
“妈想去报个老年旅行团，出去转转。”
“去哪儿啊？”
“云南那边，大概十来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儿子说：“妈，你要真想出去玩就去呗，注意安全就行。要不要我给你转点钱？”
“不用，妈自己有。”
挂了电话，她又给女儿发了条微信，说了同样的话。女儿回得很快：“妈你真棒，终于想通了！去吧去吧，多拍点照片给我们看看。”
两个孩子的反应比她想象中轻松得多。她本来准备了一堆理由来解释，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她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出发那天，钱国栋开着他那辆银灰色的SUV来接她。车上装了两个大行李箱，一个包里全是相机设备，另一个包里装着衣服和日用品。
赵桂芳背着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身份证、银行卡和一瓶速效救心丸。
“准备好了？”钱国栋帮她拉开副驾驶的门。
“准备好了。”
车子发动的时候，赵桂芳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越来越远的家属楼。她在这个小区住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种逃离的感觉。
从张家口往北开了三个多小时，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高楼越来越少，视野越来越开阔。路两边的农田变成了草地，远处的山脊线绵延起伏。
赵桂芳摇下车窗，风灌进来，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混合的味道。她深深吸了一口，觉得肺里都是新鲜的。
“冷吗？”钱国栋问。
“不冷，舒服着呢。”
车子拐上草原天路的时候，赵桂芳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公路蜿蜒在山脊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牛羊散落在山坡上，远远看去像撒了一地的芝麻粒儿。
“停车停车。”她喊了一声。
钱国栋靠边停下。赵桂芳推开车门走下去，站在路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半天说不出话来。
“咋样？”钱国栋走到她身边，举起相机拍了一张她的背影。
“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她的声音有点发颤，“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大的一片天。”
他们在天路上开了一天，走走停停。钱国栋每到一处观景台都要停下来拍照，有时候为了等一道光线，能在原地蹲半个小时。赵桂芳也不催他，就站在旁边看着，或者自己去附近溜达。
傍晚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叫“草原人家”的民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族汉子，说话嗓门很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两位是夫妻吧？给你们安排一间大床房？”老板一边登记一边问。
赵桂芳刚要开口解释，钱国栋抢先说：“两间吧，分开住。”
老板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没再多问，麻利地安排了两间相邻的房间。
晚饭是民宿老板自家做的手把肉和奶茶。赵桂芳吃不惯羊肉的膻味，勉强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钱国栋注意到了，把自己带来的榨菜递给她：“我就知道你吃不惯，带了点咸菜。”
赵桂芳接过榨菜，心里暖了一下。
吃完饭，两个人搬了凳子坐在院子里。草原上的夜晚比城里冷得多，赵桂芳裹了一件外套，还是觉得凉飕飕的。钱国栋回屋拿了一条毯子递给她。
“这里的星星真多。”赵桂芳仰着头说。
城里的夜空灰蒙蒙的，能看到十几颗星星就不错了。但在这里，满天都是密密麻麻的星光，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发光的绸带。
“这还不算多的。”钱国栋指着北边说，“要是到草原深处，没有光污染，那才叫壮观。”
赵桂芳把毯子裹紧了一点，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钱国栋开口了：“桂芳，我问你个问题。”
“你问。”
“你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赵桂芳沉默了很久。
“就那么过来了呗。”她的声音很轻，“白天还好，找点事情做就过去了。最难熬的是晚上，尤其是冬天，天黑得早，五点不到就全黑了。一个人坐在屋里，电视开着也不知道演的啥。”
她顿了顿，又说：“有时候半夜醒了，想喝水，没人给你倒。想说话，没人听你说。那种滋味，没经历过的人不懂。”
钱国栋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你呢？”赵桂芳反问，“你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想过。”钱国栋低下头，两只手交叉握在一起，“但是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个人自由，想干啥干啥。等到年纪大了，发现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才开始后悔。”
“那你后悔了这么多年，就没行动？”
钱国栋抬起头看着她，月光照在他的脸上，轮廓分明。
“我现在不是在行动吗？”
赵桂芳被他这句话堵得说不出话来，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假装在看星星。
那一晚，她在床上躺了很久才睡着。隔壁房间的灯也亮到很晚，透过窗帘的缝隙，她能看见那一小片黄色的光。
第二天，他们继续往草原深处走。
路越来越不好走，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车开过去扬起一大片灰尘。但风景也越来越原始，看不到任何人工开发的痕迹，只有无边无际的草地和天空。
钱国栋在一个牧民的帐篷前停下车，跟主人比划着说要买点新鲜的牛奶。牧民听不懂普通话，但看懂了他的手势，笑着从帐篷里提出一桶刚挤的牛奶。
赵桂芳喝了一口，奶味浓得呛嗓子，她皱着眉头咽了下去。钱国栋在旁边笑出了声：“喝不惯吧？”
“太腥了。”
“这才是真正的纯牛奶，你在超市买的那些都兑了水的。”
喝完牛奶，牧民邀请他们进帐篷坐坐。帐篷里很简单，地上铺着毡子，中间放着一个铁炉子，炉子上煮着奶茶。牧民的妻子不会说普通话，但一直对他们笑，给他们倒奶茶，端上来一盘炸果子。
赵桂芳盘腿坐在毡子上，喝着滚烫的奶茶，看着帐篷外面辽阔的草原，忽然觉得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过。
离开的时候，牧民的妻子拉住赵桂芳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下次再来。”
赵桂芳点点头，鼻子有点酸。
第五天，他们到了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说是湖，其实就是草原上的一片湿地，水很浅，清澈见底，能看到水底的沙石和游动的小鱼。
钱国栋在湖边架起三脚架，等着日落时分的光线。赵桂芳坐在旁边的草地上，看着他专注的背影。
“老钱。”她叫他。
“嗯？”
“你说咱们这样，算不算是在偷着过日子？”
钱国栋从取景器后面抬起头，看着她：“你怕吗？”
“怕啥？”
“怕被人知道。”
赵桂芳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不怕被人知道，我怕的是回去了之后，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钱国栋放下相机，走到她身边坐下来。
“桂芳，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儿子知道我出来了，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停顿了一下，“他问我跟谁出来的，我说跟朋友。他没再追问，但我听得出来，他心里有数。”
赵桂芳心里一紧：“他反对？”
“他没说反对，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爸，你年纪不小了，别折腾了。’”
赵桂芳沉默了。
“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钱国栋继续说，“我今年才五十五，怎么就不能折腾了？我这辈子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退休，老老实实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怎么就成折腾了？”
赵桂芳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她很熟悉的东西——那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之后的倔强。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钱国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他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
那天晚上的日落很美，湖面被染成了一片金色。钱国栋拍了很多照片，每一张都很满意。赵桂芳坐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边，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安稳感。
第七天，他们到了一个叫“桦皮岭”的地方。这里的景色跟之前看到的草原完全不同，满山遍野的白桦林，树干笔直，树皮洁白，在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泽。
钱国栋把车停在林子边上，带着赵桂芳徒步进山。山路不太好走，坑坑洼洼的，赵桂芳走了一段就开始喘。
“歇会儿吧。”钱国栋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让她坐下。
“老了，走不动了。”赵桂芳捶了捶膝盖。
“你才多大就说老。”钱国栋从背包里拿出水壶递给她，“我看你身体挺好的，比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强。”
“你就会说好听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赵桂芳接过水壶喝了一口，忽然觉得小腹传来一阵隐隐的坠痛。她皱了皱眉，没当回事，以为是走路走急了。
“咋了？”钱国栋看出了她的不对劲。
“没事，可能岔气了。”
他们又在林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回到车上，赵桂芳觉得那股疼痛减轻了一些，就没有再提。
但接下来的两天，那种隐隐的不适感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候是轻微的刺痛，有时候是酸胀，位置都在右下腹。
赵桂芳心里犯嘀咕，但没有说出来。她觉得可能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这几天吃肉吃多了肠胃不适应。她不想因为这个打断旅程。
第十天，他们开始往回走。
返程的路上，两个人话都不多。车里的气氛跟来时完全不同，来的时候是轻松的、期待的，回去的时候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沉重。
开到最后一个服务区的时候，钱国栋停下车，转过头来看着她。
“桂芳，回去之后……”
“回去之后咋了？”
“回去之后，咱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
赵桂芳看着前方，高速公路笔直地延伸向远方。她知道他问的不只是跳舞，不只是见面，而是他们之间这段模糊的关系。
“我不知道。”她老实地说。
钱国栋没有再追问，发动了车子。
回到家之后，赵桂芳用了整整三天才缓过来。她把行李收拾好，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完，把带回来的特产分给了王淑芬和楼下的邻居。
一切看起来跟她出门之前没什么两样。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回来的第四天晚上，她接到儿子的视频电话。儿子问她玩得怎么样，她说挺好。儿子又问跟谁去的，她说是旅行团的团友。儿子没再追问，但赵桂芳总觉得他的眼神里有别的意思。
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发呆。
手机响了，是钱国栋发来的消息：“到家了吧？身体还好吗？”
她回：“挺好的，你也早点休息。”
然后就没了下文。
她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心里有很多话，堵在嗓子眼，就是出不来。
回来的第五天，右下腹的疼痛又开始了。这一次比之前更明显，不是隐隐的，而是持续的钝痛，偶尔还会抽一下，疼得她直不起腰。
她吃了两片消炎药，不管用。
又忍了两天，疼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她还开始发烧，体温不高，三十七度五左右，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浑身没劲。
王淑芬来敲门，看见她的脸色吓了一跳：“桂芳，你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
“肚子不舒服，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你都回来一个礼拜了，吃坏东西也该好了。走，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赵桂芳本想说不去，但肚子里又是一阵绞痛，她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县医院不大，门诊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墙皮都掉了好几块。王淑芬帮她挂了号，扶着她去了内科。
值班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问了几句症状，按了按她的肚子，皱起了眉头。
“大娘，你这个位置疼了多久了？”
“有十来天了。”
“之前有没有受过伤？或者做过手术？”
“没有。”
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说：“先去验个血，做个B超，结果出来了再看。”
赵桂芳拿着化验单，心里开始发毛。
抽血的时候，护士扎了两针才找到血管。赵桂芳看着自己的血顺着针管流进试管里，忽然觉得一阵莫名的恐慌。
等结果的那一个小时，是她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王淑芬陪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直在安慰她：“没事的，肯定就是炎症，吃点药就好了。”
赵桂芳点点头，但她的手一直在发抖。
结果出来了。
她拿着化验单去找医生。医生接过去看了一会儿，眉头皱得更紧了。
“大娘，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赵桂芳愣住了。她脑子飞快地转着，想到了草原上的食物，想到了那杯腥味很重的鲜牛奶，想到了牧民家的奶茶。
“我……我去了一趟草原，可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医生没有接话，把化验单放在桌上，说：“你先去做个B超吧，详细查一下。”
赵桂芳拿着B超申请单，手心里的汗把纸都浸湿了。
她给钱国栋打了一个电话。
“老钱，我从医院给你打的电话。”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你咋了？生病了？”
“肚子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来查了一下，医生说要做B超。”
“在哪家医院？我现在过来。”
“不用，王淑芬陪着呢。”
“你把地址发给我。”
挂了电话，赵桂芳把医院的名字发给了他。不到二十分钟，钱国栋就出现在了急诊楼的门口，满头大汗，衬衫的前襟都湿透了。
“咋样？查了没？”他快步走过来，喘着气问。
“还没做B超，等着呢。”
“别着急，我陪你。”
王淑芬看见钱国栋来了，识趣地找了个借口先走了。临走前她拉了拉赵桂芳的手，小声说：“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赵桂芳点了点头。
B超室在三楼，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赵桂芳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钱国栋站在她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等了大概十五分钟，广播里叫到了她的名字。
赵桂芳站起来，腿有点软。钱国栋扶了她一把：“我在这儿等你，别怕。”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B超室的门。
房间里很冷，空调开得很足。赵桂芳按照护士的指示躺到检查床上，撩起上衣，露出肚皮。冰凉的耦合剂涂在她小腹上的时候，她忍不住缩了一下。
负责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女医生，看起来参加工作没多久，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探头压在赵桂芳的小腹上，缓缓移动。
赵桂芳盯着天花板，心里默默数着灯管的数量。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突然，探头停住了。
不是正常的停顿，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定住的停顿。
赵桂芳偏过头，看见年轻女医生的侧脸。她的嘴唇微微张开，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一眨不眨，呼吸好像都变轻了。
“怎么了？”赵桂芳问。
女医生没有回答，而是快速敲了几下键盘，把屏幕上的某个区域放大，然后死死盯住。
赵桂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大夫，到底怎么了？”
女医生回过神来，放下探头，声音有点发紧：“您稍等一下，我叫一下我们主任来看看。”
她站起身，快步走出了B超室。
赵桂芳躺在那里，浑身发凉。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又快又重。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被推开，先进来的是那个年轻女医生，后面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金丝边眼镜，步子很稳。
年轻女医生说：“主任，您看一下这个。”
年长的主任接过探头，重新在赵桂芳的小腹上移动。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目光始终锁定在屏幕上。
赵桂芳紧张地看着她的脸。
主任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转过头来，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赵桂芳。
她摘下眼镜，用指腹揉了揉眉心，沉默了足足五秒钟。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低沉而干涩：
“这……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你这个年纪的身体里。”
旁边的年轻护士小声问：“主任，这是什么？”
主任没有回答，她再次看向屏幕，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