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拂晓，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电台突然安静，值机员抬头对汤恩伯低声说了一句：“他们动了。”话音未落，长江以南的炮声已似闷雷滚来。渡江之后，三野十几万大军正扑向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上海。
解放军外线一路进逼，国民党主力大部已在徐蚌、平津两役化为乌有，但汤恩伯手中仍有20万余人。谁也清楚，这座国际都市若毁于战火，后果不堪设想；可若守不住，政治影响同样难以承受。汤恩伯索性把部队划出三档：外圈以实力薄弱的12军与123军拖延时间；次圈派21军、37军、75军伺机支援；最核心的高桥、月浦，则交给两张仅存的“王牌”——52军与54军。
这两支部队有资本“昂着头”。52军从东北的残酷鏖战中捡回性命——锦州失守后，它在营口强行突围，四次反击，甚至一度把东野九纵击溃一个团；54军号称“土木系美械王牌”，塔山没守住，却借着美式火炮和无线电指挥体系，把“分散守、集中打”运用得炉火纯青。汤恩伯相信：若有谁敢在上海硬碰硬，也只能是这两支。
高桥的防御体系是在老日军海堡上加修的，外有铁丝网、竹桩，内有纵深四五层明暗火力点。月浦则依托坟岗与林地，密布子母堡，75毫米山炮、勃朗宁机枪交织，一条河网阻绝退路又添守军斗志。阙汉骞和刘玉章各据一方，都放出豪言：“高桥若失，情愿提头见委员长！”
与国军的硬气相比，三野前委的命令显得更为冷峻。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要进城，不炸城；要作战，不糟蹋上海。”重炮、重航空器能不用尽量不用——这简直是在“瓷器店里捉老鼠”。但命令就是命令，粟裕与叶飞只能调整战法：第九兵团盯高桥，第十兵团拿月浦，麻利干净，不许误伤市区。
高桥一线，九兵团30军89师率先突破外壕。冲在最前头的266团二营仅半小时便进逼主阵地，迎面却遭54军火力封锁。美式迫击炮与M1919重机枪交错扫射，攻势被死死压住。营长抱着电台狂吼：“再不前推就要被钉死在这里！”战士们抱炸药包屡次贴墙，灰尘与火焰一并冲天，伤号被不断抬下去，空出的缺口又被后来者补上。
最险的一幕出现在傍晚。54军集中火炮猛轰突破口，随后一个加强营冲出碉群，妄图反割插入的解放军。两军胶着肉搏，战至夜色阑珊仍难分胜负。次日凌晨，九兵团把全部预备队投入，巴掌大的坑道里刺刀翻飞，终将54军压回最后一道钢筋混凝土屏障。
月浦更像迷宫。29军拔掉外围地堡竟用了十一小时，每前进一步就要填一段壕沟、炸一座子堡。52军拼命反击，昼夜不熄的75炮点射把进攻分队逼得趴伏不前。面对僵局，29军指挥所内，副军长拍案而起：“不用炮？那就拿命填！”一声令下，全团横列冲锋。阵地上烟尘滚滚，团长手执手枪当胸前导，政委紧随其后。半天里三易其手的制高点，最终插上了红旗。
攻城越深，限制越多。为避免流弹击穿棚户与厂房，第十兵团在距市区三里处停下重炮，一切依靠轻武器和爆破筒。迫击弹数次落在车间，和战前绘制的市区工厂分布图一对比，又立刻更改射击诸元，宁肯多吃损失，也不冒毁厂损机的风险。
22日深夜，吴淞口炮声震天。高桥阵地被分割成三角形残段，阙汉骞亲自督战。“后退者枪决！”哨所里回荡着他的喊声。然而断粮断弹的事实无法掩盖，54军官兵把剩余的美式枪榴弹全数倾泻后，清晨被撕碎的国防工事再无防护，成连成营的俘虏鱼贯而出。阙汉骞带着百余警卫乘小艇逃向公海，终被海警俘回。
月浦坚持得更久。刘玉章凭借密林和河网，一夜之内换了三次指挥所。5月25日中午，他察觉友军高桥已失，连忙命令残部化整为零，沿苏州河口溃退。第十兵团尾追堵截，毕竟不能大面积轰炸，竟让52军主力部分登上舰艇，成了解放上海战役中唯一“全师出逃”的敌军。
5月27日，上海市区局部枪声仍在，但大局已定。清晨，人民广场一侧的五星红旗升起，外滩各处的楼房玻璃犹在，电车线路大都完好。军管会点验电表、汽油库和银行金库，损毁率远低于此前的任何城市攻坚战。
回看高桥、月浦两场血战，最抢眼的是真刀真枪的对决和对城市的克制。解放军在数日间付出7000余人的牺牲，只为守住“不用重炮”的底线；国民党美械部队在绝境中倾尽最后的火力，证明了自己仍可一战。在那焦黑的碉堡墙壁上，仍能看到弹痕与烧痕，它们默默诉说着这场殊死较量的烈度。
胜负虽分，上海却几乎原封未动地回到人民手中。6月起，机器重又轰鸣，外滩的灯火与江面船笛重现，国际新闻里第一次出现“上海正常营业”的标题。经济命脉被保存，政治意义随之放大，整座城市像一艘巨大轮船，平稳驶向新生的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