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22日午夜，瑞士苏黎世机场的跑道上细雨迷蒙，70岁出头的李宗仁在舷梯下顿了一下，回头瞥了眼身后的灯火，说了句：“半辈子兜兜转转，总算望见归途。”这一句半是感慨，半是自我安慰。不到十小时后，民航班机经卡拉奇转折，机头对准东方。
飞机掠过云层时，他想起16年前的另一段航程。1949年12月，国民党江山已经摇摇欲坠，蒋介石催他去台北，他却绕道香港偷偷抵达纽约。那时的他心气仍高，自认有机会扳回局面，可几年下来，现实把所有意气打得七零八落。
异国生活远没有外界想象的体面。纽约郊外那栋“都德”式小楼只占半套，另一半归一位话剧演员。门口却竖着警亭，武装警察日夜值守，显得既森严又尴尬。最初旧部来访，屋里还能听见广西口音的笑谈。日子久了，访客稀疏，麻将成了打发时间的幌子。一次通宵搓牌，他对牌友嘟囔：“赢输无所谓，主要是睹睹思乡病。”
闲下来，他埋头口述回忆录，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执笔。写到北伐、写到台儿庄，笔端热血难平，却越写越空落。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三天两头报道国内大炼钢、治淮河、抗美援朝的消息，他忍不住同太太郭德洁低声嘀咕：“共产党干活有板有眼，真是狠劲儿大。”
1955年春，他决定“投石问路”。老秘书程思远赴京访问时，把他的口信递到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那儿。毛泽东收到汇报，只说一句：“他想回，就让他回，住不惯，再走也行。”话虽轻，却等于亮了绿灯。
1959年，李宗仁又写信给周恩来，声称愿捐出12箱历代字画，原价11万美元。故宫专家鉴定，真品不足三成，市值不到3000美元。周恩来递给毛泽东鉴定单，毛泽东放声一笑：“都来了，还讲什么真赝，他要11万，咱给12万。”外交辞令里，这叫体面；统战策略里，这叫示诚。
回国的路线安排得像一场秘密战：先瑞士，再巴基斯坦，最后才是祖国领空。1965年7月20日清晨，国航班机降落在北京。舱门一开，周恩来已站在舷梯下，微笑着伸手。百余位各界人士在机场列队鼓掌，行李堆里还有那批已获“溢价”的书画箱子。
6天后，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披着浴巾从游泳池边走来，握住李宗仁的手：“好，回来了。”寒暄没多久，毛泽东忽然眯眼开玩笑：“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一愣。毛泽东接着笑道：“蒋介石骂我们是‘匪’，你这回不是误上贼船？”屋里一阵大笑，气氛顷刻松快。程思远忙接口：“主席，此船慈航，可直抵彼岸。”
午宴摆在园子里，京味酱鸭、天津什锦、桂林米粉都端了上来。席间，李宗仁提出对台湾久未回归的忧虑。毛泽东放下筷子：“慢慢来，大势在那里，潮水不会倒流。”
1966年国庆，李宗仁被请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特意挽着他的胳膊，面对闪光灯说道：“德邻先生年纪大，是老大哥。”照片次日见报，海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讽刺他“倒向红旗”，也有人叹服他“识时务”。李宗仁听闻后淡淡一句：“天地自有公论。”
进入1968年，陈年肺气肿拖垮了他的身体，直肠癌更是一记闷棍。301医院特设病区，周恩来请来四名肿瘤专家盯诊。手术虽成，元气难复。1969年1月25日，他突患肺炎，高烧不退，青霉素已显抗药性。
1月26日凌晨，病房灯光昏黄。李宗仁喘息着对守在床前的程思远说：“我能死在北京，了却一桩大愿。”又顿一顿，声音极轻，“台湾终究要回来的，可惜看不见了。”临终前，他托人把柜里几瓶两百年陈酿白兰地、威士忌封好：“送给毛主席、周总理。”那酒辗转三洲，见证他半生颠簸，算得上一份别致心意。
同日下午，他口述一封信，简短几行字：“一九六五年回国，此路走对。愿海外故旧，及早回头。”信未加抬头，毛泽东和周恩来却都收到了副本。
1月30日清晨，李宗仁在轻微的喘息声中逝世，终年79岁。治丧委员会规格极高，八宝山松柏成列。棺前覆盖的，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送行的队伍里，有昔日旧部，也有新政权的年轻军官，他们交换目光，却无须多言。
李宗仁一生跌宕，从北伐名将到代总统，再到归国老人，角色几易，选择只此一次。毛泽东那句“你上当了”成了佳话，也成了他生命最后四年的注脚。他未能亲见海峡两岸重聚，但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蹉跎，而是另一种抉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