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8日清晨6时01分，北京朝阳医院，90岁的江腾蛟因肺部疾病离世。
这个名字曾位列1955年新中国首批798位开国少将之中，也曾在1981年的特别法庭被告席上出现。
他的一生，从湖北红安的放牛娃起步，11岁参加红军，36岁成为将军，却在巅峰时期走上歧途，最终以有期徒刑18年收场。
1919年11月2日，江腾蛟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高桥镇龙王山村江家湾。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江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
1930年，11岁的江腾蛟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工农红军。
参军前，他曾任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后担任鄂豫皖苏区陂安南县儿童局书记。
1934年11月，江腾蛟与高敬亭留守鄂豫皖苏区，参与组建红二十八军，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1937年由共青团转入我党。
抗战期间，他担任过新四军第四支队译电员、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战争年代多次负伤。有一回，新四军政治部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江腾蛟把自己的手枪借给记者用。
记者验枪时走火，子弹打在江腾蛟的子弹带上引起爆炸，他腹部中弹三颗。一颗较浅，他用手抠了出来，另外两颗留在腹腔里。江腾蛟以善守闻名，1940年率三营在四面庄坚守七天七夜，敌军未能突破。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部队任职，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旅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转入空军，出任空军某军政治部主任。
1955年，36岁的江腾蛟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此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解放军空军军政委，1966年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从放牛娃到将军，这条路他走了二十五年。
进入和平年代后，江腾蛟的思想逐渐出了偏差。
他忽略本职工作，过于钻营取悦上级。有一件事影响深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脾气火爆，江腾蛟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期间，据说把许世友气得不轻，许世友一气之下回了广州。
毛主席得知后给出评价：“此人不可重用。”这话传到江腾蛟耳中，他的仕途晋升基本划上了句号。
林彪、吴法宪原准备安排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但因毛主席已有评价，不敢正式上报任命。他们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参加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
行政职务没了，党内职务还在，但毕竟大不一样，江腾蛟的心情一直压抑。他把这一切归咎于主席，天平从此倾向了林那一边。
1968年后，江腾蛟给林一家写了二十多封效忠信，表示“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切”。
1971年，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警卫处小楼，一场持续五个多小时的会议从晚上十点开到次日凌晨三点多。会议由林立果主持，与会者有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以及负责抓总的江腾蛟。
林立果明确了武装政变指挥班子分工，由江腾蛟协调拉总。
江腾蛟表态“我们都听林副部长的”。
林立果得意地称这次为“三国四方”会议。
同年9月8日，一个具体作战方案被提出。
林立果指派江腾蛟为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攻击专列，用炸药炸毁苏州附近铁路桥，派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炸毁油库乘乱下手。
总任务代号“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
1980年11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两案”。
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名原军人主犯。法庭上，面对大量书证和人证，江腾蛟供认不讳，低头认罪，表示接受惩罚。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很多人不解为何不是死刑。
这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
八十年代初，国家面临恢复社会秩序、重建法治的核心问题。“两案”审判如果处理得当，将成为中国开启法治建设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中央明确要求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定罪量刑严格做到区别对待。
具体到江腾蛟，主要考虑三个因素：认罪态度良好，不推卸责任；虽参与密谋，但未做出实际伤害行为；战争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不小贡献。法庭着重参考了这些因素。“两案”公开审判被法学界称为中国走向法治的重大里程碑，江腾蛟不过是这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
判决生效后，江腾蛟在狱中服刑。1981年被特批保外就医，安置在太原生活。
组织上分配了住房，给予生活补助。
晚年的他每天打拳散步，过着平淡安稳的日子。2009年5月8日，江腾蛟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据说他去世前最大的遗愿是再穿一次那身55式军装。
功是功，过是过，历史自有公论。而那场审判留给后人的启示远不止一个人的命运，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出人治的窠臼，向着法治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