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为了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被誉为国民党“宪政之父”的宋教仁在一夜之间将之前设计好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指令必须经国务院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由此可以看出，宪法的制定似乎是为党派利益而生，可以鱼，可以熊掌，全凭利益驱使，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严重脱离社会实际，从而埋下了诸多隐患。
当时的现实是地方实力派已然做大，民间、官僚、军阀不可能听命于一个孱弱的内阁，而有威望的强人也许还能镇住各方势力。所以，不管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不经过充分讨论，这一愿景必然落空。
尤其是当我看到《联邦制宪会议辩论录》时，对这一点感悟进一步加深。这本辩论录收录了制宪会议85篇各方的辩论记录，由麦迪逊将费城116天各方代表的讨论一字不落地详细记录下来。大州、小州、南方、北方各种社会阶层的诉求全部经过充分讨论。
比如大州主张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席位，而小州怕被平均掉，坚决要求各州席位均等，双方激烈争吵十几天，最后还是大家互相妥协，各让一步。南北方也是如此——根本利益互相对立：北方工业发达，想要高关税保护本土制造业；而南方是棉花州，关税高了就失去竞争优势，强烈建议低关税。奴隶制的问题更是南北完全对立的态度，这种不可调和的对立，才引发了后来的内战。
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也是争议焦点。恐惧权力过于集中的人建议弱中央、强州权，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中央权力过小会陷入软弱无力——各州不听号令，万一外敌入侵，根本组织不起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抵御。就在各方诉求不能统一的情况下，代表们吵了4个月，关在一间屋子里。
此时的华盛顿不像会议主持人，更像维护秩序的保安。谁情绪激动要掀桌子走人，他就上前拉着：“不能走，不能走，咱慢慢聊，总能聊出个解决办法来。”于是大家才又坐下来，慢慢推演每一步法案推出后会发展成什么后果。
比如征税问题，有人提议中央政府可无限征税，立马有代表起身推演：如果高额税赋摧毁了南方农业，南方各州肯定会拒绝执行，结果就有两种——中央丧失对南方各州的控制权，宪法沦为一纸空文；或者南方另起炉灶，不和联邦一起玩，这对联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为了平衡大小州的代表席位，最终敲定参议院每周两席，满足小州要求；众议院按人数比例分配代表，满足大州诉求。所有的妥协、让步、取舍，都是全体代表公开讨论出来的。利益各方都清楚规则为什么这么设计，明白对方的难处，能站在全局立场考虑。即使自己的诉求不能被满足，也清楚自己的意见被充分讨论过——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压迫式执行。
充分争吵，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都是对考虑不周的修正。争吵不是抬杠，而是让规则更能被各方接受，互相妥协，寻得最优解。虽然争吵期间非常艰难，但方案一旦确定，反而容易被各方接受。
不能把充分辩论这一关键环节省掉。省掉这一环节，即使初衷良好，也可能因考虑角度不同、过于关注某一方利益而忽视了受损一方的利益，导致政策不能顺利推行，或在推行过程中变形，与初衷相违背。更糟糕的是，各方不能清楚了解政策的真实用意，极易被曲解、错判，导致抵触、误会而不能真正落地。
回过头来看宋教仁的两改政体。他的初衷无疑是良好的，是为了宪政能在民国落地。他先是遵照美国实行总统制，是为了孙中山能成为总统，使国民党占多数领导国家；而当总统位置转移到袁世凯手里时，他又怕袁世凯实力太强、北洋军阀枪杆子在手、势力过大，于是又急切成英国式的内阁制来限制袁。国体改变完全忽略现实情况。《民国约法》只是国民党一家的构想，北洋军阀、各地实力派、立宪派、地方士绅、民意代表完全缺位——而这些都是利益攸关者。你想想，你的方案能被大家接受吗？
他设计内阁来约束总统，却没有什么能约束内阁，后来的“府院之争”在此已埋下伏笔。各方利益不能被调和，必然导致军阀割据，而自己惨遭杀害的祸根也就此埋下。
美国宪政成功：先充分辩论、多元利益妥协，基于全国现实设计通用制衡制度，所有人共同认可、武力归国家、法治有权威；
民初内阁制宪政失败：为针对单一对手仓促改体制，缺少各方博弈妥协，无视本国军政现实，制度仅单方面约束一方，无统一社会共识，兵权私人化，宪法沦为党派斗争工具，最终制度彻底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