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一个数字悄然刷屏财经圈——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这个数字有多重？
大约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六成以上，也意味着债务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央行6 月 12 日披露的数据看，2026 年 5 月末全国政府债券余额 100.6 万亿元。
百万亿门槛，跨得几乎悄无声息。但真正引发讨论的，从来不是总量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结构。尤其是地方政府那本厚厚的"账单"。
时针拨回几年前，贵州曾一度成为地方债话题的焦点。这个位于中国西南的省份，过去十年靠着举债换建设推动发展。
西南方向的发展一直不如东南的江浙沪那一带，西南最好的医院在四川成都，以前从贵州去一趟觉得好远，后来只要搭个高铁就到了。基础设施改善的成果显而易见，但达到这种经济成果的代价也逐渐浮现。
那段时间，贵州一度被贴上"中国第二穷省"的标签（第一名是青海）。有多穷？贵州财政自给率偏低，基层 “三保” 支出承压，是当地债务压力下财政收支矛盾的侧面体现。
问题是，觉得压力山大的不只是贵州，一大堆地方政府都在叫，地方政府债务因此曾被视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要风险点之一。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还有人抛出了课征房屋税的建议。
以前不课，现在房市不是都不大行了，还要课税，这样是不是会更惨？争议由此而起。贵州的债务压力有多大？
根据第三方口径，贵州综合债务压力偏高，2023 年全省政府债务负债率约 72.32%，部分市县付息压力较大。
由于贵州多半是农村没有什么制造业，所以很需要中央出手相助。不过，中国官媒曾经发社论呼吁要严守债务纪律，警告中央最好不要出手。
2023 年财政部强调压实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同时配套多元化政策工具对高压力地区予以差异化支持。话是这样说，但当时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复杂，没有太多动荡的本钱。
2023 年 4 月贵州省与中国信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其不良资产处置优势组建专项团队，参与省内存量债务重组与低效资产盘活工作。中国信达是中国国有金融企业，专门处理不良资产。
这就意味着中央不再一味要求地方省份自立自强。救个贵州，隔壁的云南救不救？疑问也随之浮现。
贵州只是缩影。中国地方债在过去十年不停地剧烈上升。这些地方政府都在搞什么，怎么大家都欠得叫苦不迭？
这些地方政府发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透过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初中国开始都市化要修路修桥的资金不够，就只能透过收税跟发债两种方式来筹钱。
中国媒体财信曾形容，收税相当于有了蛋糕之后，政府切一块走，但这种做法对于蛋糕都还没有做起来的地方就不大适用。而且一旦碰到外部冲击蛋糕没了，税收可能就没办法持续。
另一方面，发债就相当于向未来借面粉回来做蛋糕，尝试把现在的蛋糕做得更大，是种用时间换空间的融资模式。如果借了钱还不出来，就会爆雷。
同时，中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跟银行贷款，想要借钱就要自己发债，但每年能发的债有限。一旦这种显性债务发完，地方政府还想要继续借钱，就得透过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等方式。
这种LGFV又叫做城投债，就是把政府的债打包成债券，让民众买。一般来说，高铁这类可以回收利润的基础建设，常用显性的债务处理。
但如果是广场这些偿还能力比较低的建设，就会发城投债处理。像是中国常常见到的某某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通常就属于这种隐性债务。
资金明明不宽裕却还要不停举债，往往与地方追求"世界最长的什么什么桥"、"最快的什么什么高铁"有关，让地方只顾着大兴土木，却没有想着要怎么回本。结果就是一方面要为新建设筹钱，一方面要帮旧建设付利息。
一些地方甚至得删减公共福利来截留。观察人士曾指出，城投债一度被视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黑洞，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收入跟支出之间的缺口。
这些公司几乎无利可图，也无力还债，要么倒闭，要么被银行悄悄注资，导致一些乡村银行或债券持有人面临违约风险。
2023 年末 IMF 测算国内城投平台整体有息负债约 60.24 万亿元；当年城投债到期规模为市场机构测算数据。
疫情结束后的地方政府是不是能够开源节流，一度成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成功"保五"的关键之一。其实在过去，中国省份负债率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金鸡母"——土地租税。中国的土地几乎都归政府所有，许多地方政府十几年来的主要收入都是靠租地给建商来收租金。
但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22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滑 23.3%。而疫情期间还得配合清零，花钱如流水。
一边金鸡母已经不爱下蛋了，另一边支出居高不下，31个省级政府几乎都出现赤字。这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让地方政府课征房屋税。
尤其是2023年4月底，中国宣布已经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摸清中国不动产家底，被不少经济学者跟投资人视为是提出房屋税的第一步。中国提出房屋税这个念头已经很多年了。
但除了2011年上海、重庆等一线城市试办之后，其他地区迟迟没有实施。2021年打房时候，原本宣布要扩大试点，但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房地产业因为恒大危机而岌岌可危，中国政府反而开始努力救房市不提课税，2023年春季一度出现小阳春。
有识者曾指出，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之际，中国政府迟迟未推行房屋税的理由，除了考虑复杂的政策接受度，也怕在房市仍疲软的时候，祭出这些政策会伤害市场信心。不少民众也高度反对房屋税，认为买房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怎么可能再缴税？
盲目征收房屋税，很可能引来大家抛售房产，让本来摇摇欲坠的房价更不稳定。而且这种做法，还有地区性差异。
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大部分屋主都担心自己的公寓会贬值。学者又指出，小城市为了平衡预算赤字，需要征收房屋税，但偏偏小城市的房市又不如大城市卖得热。
在地方债务高升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品质低落、城市人口外流、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让房市一样不见起色，无法为地方政府带来收益，债务问题依旧无法解套。那解决中国地方债务到底该怎么做？
可能得从源头下手。彼时，江苏跟重庆就表示会加强监管城投债，防止新的隐藏债务。山东跟河南政府则计划建立评估机制，或改善问责制的管理体系，控制隐藏债务跟债务风险。另外，可能也得重新检视目前的土地政策。
曾有微博用户指出，政策若太过混乱、无序、不确定、不连贯，一下打房市、一下救房市，市场就会无所适从——谁经得起这么剧烈的政策不确定性？镜头拉回2026年8月的当下。
跨过100万亿这道门槛，官方与专家的态度并不悲观。据披露，截至2025年底，国债余额 41.23 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 54.82 万亿元，合计政府债务 96.05 万亿元，仍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
日本负债率已经超过200%，美国也超过100%，中国依然处于国际上中等偏低水平。多位受访专家的共识是——中国政府债务绝对金额虽大，但风险总体安全可控，政府仍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真正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结构。有专家指出，判断债务风险不能仅看绝对规模，还要看债务形成的资产规模及质量、相应的经济规模和政府收入规模、付息水平等。
中国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投向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这些资产能够产生持续性收益，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也是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
另有研究机构分析，中国债务结构以内债为主，国内储蓄率保持在44%以上高位，使得内部债务来源更为稳定；同时外债占比约5%，外部风险敞口较低。总量风险可控，但结构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更值得关注。
部分经济欠发达、财政自给能力较弱的地区偿债压力尤其是付息压力相对突出，专项债项目收益不及预期的问题也需持续关注。学界的另一种视角是，光盯着规模指标意义有限。
发达经济体发债主要用于宏观经济的短期调节，而中国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中长期发展能力建设。因此，综合使用税收、非税收入和政府债务等不同的财政工具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更为关键。
未来的方向，专家普遍指向"优杠杆"而非单纯"加杠杆"。中央债务占比适当提高、专项债回归项目收益自平衡本源、财政金融政策加大协同、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这些提法背后，是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管理的路径调整。
有学者还特别提出，政府债务长期以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投向有所调整，大量用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但"投资于物"应与"投资于人"有机结合。后续应加大政府债务对健康、教育等领域的支持，从侧重投物转变为投人与投物并重的双主体投向结构。
100万亿只是一个数字节点。它既是过去二十多年积累的结果，也是未来财政政策走向的起点。
从贵州化债的经验教训，到城投债的规范治理，再到房屋税等长效机制的讨论，中国地方财政这本大账，如何算得清、算得稳，仍是一场持久战。跨过百万亿门槛，重要的不是回头看数字有多大，而是往前看结构如何优化、效率如何提升。
这一点上，官方定调与市场声音，罕见地站在了同一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