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国企工厂子弟，我从小和所有的家人生活在“小共同体中的小共同体”：在本就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县城，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师都来自同一个工厂，生活在同一个五脏俱全的工厂生活区，完全不需要与外面的社会接触。
在那个时候，工程师是我们眼中备受尊敬的职位（职称），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体制内“厅局style”，或者发达国家的医生和律师。家中老人就有资历极深的高级工程师，在全厂上下备受尊敬、无人不知。
年少的我，并不能真正体会工程师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听到的故事，大概是擅长数理化的典型“学霸”、技术专家，为单位解决诸多生产技术问题，经常忙得无法顾家。
此外就是话语不多，乍一看似乎没什么人文知识素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也不外乎来自于各种传言及自身的直观体验。但无论何时接触，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出一名工程师严谨、务实的作风。
作为家中唯一的文科人，那些年我更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我本人不是成长于工程师家庭，但我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乃至全国同胞）一样，与我们的国家共同成长于“工程师时代”。
我出生的时候，新中国走完了第四个十年，正处于“不惑”的开始，在江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之下。等到我离开工厂家庭的小圈子，外出读中学时，恰好进入第四代领导集体领导我们的时代，直至大学毕业。
那是我专攻文科的时候。但说巧不巧，那两个时代的五位领导，无一例外都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师：
江同志，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电气工程师；
李同志，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高级工程师；
朱同志，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经济）工程师；
胡同志，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水利工程师；
温同志，中国地质大学地质构造专业毕业，（地质）工程师。
工程师领导人各有特质，但也自然会在其领导工作中留下相似的工程师风格。作为千万当事人之一，彼时的我尚且没有仔细思考，但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的确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那么工程师有哪些特点呢？最直接的一点，莫过于他们的真才实学。
这五位老领导都是1966年之前的“老大学生”，其中江、朱二位同志还是民国时期的名校学生（那时4.5亿国人中只有15万在校大学生），李同志更是苏联留学生。他们完整地接受了大学教育，在理想与志向的驱使下，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参与专业实践，为日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换言之，他们都是真读过书的人。读书学习，不仅在于学专业、练本领，更在于拓宽视野、提高思辨与认知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
江同志能用不同外语和各国各界人士谈笑风生，那是他一生坚持学习、开眼看世界的“厚积薄发”。胡同志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对台下青年学子感慨“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那是因为相似的求知探索之路，产生的真实共情。
沉浸于书香之中（尤其是来自书香家庭的江、胡、温等老领导），他们在坚定了人生理想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与修养。无论是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的江同志，还是通过跳舞、俄语交流谱写了美好爱情故事的李同志，都是“学习明理”、“读书修身”自然而然的结果。
一位曾在驻法国使馆工作过的老外交官曾回忆，1994年江同志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密特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一位法国记者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江同志巧妙地以自己在大学做物理实验进行类比，表示各国人权发展就像做物理实验一样，方法可以各不相同，但这不影响我们达到共同追求的结果。
这一回答，令在场的各国记者赞叹不已，也给亲历这一幕的这位老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更重要的是，因为真读过书，他们对于“科教兴国”有切身体会。从90年代初期的“211”工程，到江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后的“985”工程，再到胡同志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句名言，中国教育事业腾飞的重要顶层设计，由此搭建。
因为有真才实学，合格的工程师往往是真懂技术、求真务实的实干家。
这几位老领导，在成为管理干部之前，都有着多年专业技术岗位的工作经历。提起江同志，大家便能想到永远的“光明”牌冰砖，以及解放牌卡车；说到李同志，必然离不开至今引发热议的三峡水电工程；谈到朱同志，他多年的经济工作履历，连小平同志都羡慕他“懂经济”。
此外，胡同志在看望钱学森时分享他对系统工程理论的理解，温同志访问冰岛与地质工作者和专业学生交谈，谈及他对页岩气和地热资源的憧憬，更令冰岛外交部长感慨“您从政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懂技术的工程师不吃“假大空”那一套，更符合邓同志南巡时强调的“实干兴邦”。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曲折，我国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基础、领导经验与视野，反而为国家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
江同志面对中国“入世”谈判的阻碍，以“中国要在世纪之交加入WTO”为大局，毅然授权懂经济的朱同志相机决定，这才有了艰难重重的中美谈判于1999年冬季胜利完成，中国于新世纪的开头在多哈见证了“入世”的历史性时刻。
同样是基于工程师的专业精神，朱同志在九江大堤上怒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温同志用他的专业判断与诚意，在气候变化大会上说服各方，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更不要说从那时起，我们见证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尤其是举世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飞跃式发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创造“新四大发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GDP总量跃升世界第二......这一切都是工程师老领导们在埋头实干中，带领我们创造的“中国奇迹”。
美国人以他们一代代法学专业出身的总统为豪。而在大洋另一边，专业工程师们用专业精神领导我们办好了自己专业的事，也令我们有了更足的豪气与底气。
“工程师一代”是最早的后革命时代领导集体。他们不以革命起家，从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承担着与先辈不同的使命，那就是建设好新生的共和国。不同以往的历史使命与工程师的精神不谋而合，也决定了他们脚踏实地建设国家的人生征途。
因此，他们不再高喊浪漫主义的口号，而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即便是内外环境恶劣的时期，他们也强调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但仍不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用“闷声发大财”的成果，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奠定基础。
工程师们的指导思想，看似理论上不那么高深，可非常符合那个时期的时间需要。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华丽词藻，但把国家和全民的需求说得清清楚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更是直接了当地从原则上说明为何发展、如何发展。
正是从这些工程师们开始，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如今领导我们的党，已经不同于过去充满革命气息的时期，而是名副其实专注于执政（建设）的领导力量。
工程师要务实，因此做事直截了当，与他人交流时也不玩花花肠子。这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都讲究坦率、真实，不藏着掖着。领导过我们的那些老工程师们便是如此。他们并不效仿中国古代传统领导人大搞“神秘感”、刻意制造可望不可即的“疏离感”。
江同志跟不同地方的民众讲他们的家乡话，朱同志“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都是真情流露，而不刻意压抑情感，让大家看到了老领导人与普通人相同的那一面，一样的高兴、一样的怒斥，一样有我们都会有的自然反应，当然令大家倍感亲切，也记忆犹新。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江同志任内最后一次访美，在得州农工大学与本地学生交流。当被问到“如何看待熊猫保护问题”时，他直接用英语回答“I'm sorry, I'm electrical engineer”（很抱歉，我是电气工程师），令在场学生发出爽朗地笑声。
又有人问到中国与本地篮球运动员交流的问题，江同志请刚登陆NBA、也在现场的姚明起立，问其多高，姚明回答“2米26”，江同志本能地露出惊讶的表情、毫不掩饰，并说“我1米74”，又一次活跃了气氛。
这些老一辈的工程师领导人，用他们的学识、专业、实干、坦率，不仅塑造了难忘的领导魅力，更搭建了中国发展与建设的“大工程”，从硬软两个方面提升了中国的实力、国际地位与形象。
从呱呱坠地到22岁大学毕业，我成长于工程师时代。当我离开校园、北上深造、走向社会，他们也已经告别这个舞台，把他们缔造的事业基础留给了我们。
江同志和朱同志离开我们时，大家普遍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的确，工程师时代随着他们历史使命的完成已经结束了。回首那个时代，值得感悟的不少，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留下的遗产基础之上，在新时代找准自己和共同的方向，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