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苏联的最后一年》等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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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莫斯科的清晨跟往常没什么两样，太阳准时从城市东面的地平线上升起来，把一层金黄色的光铺在了红场的鹅卵石地面上。
成千上万准备出门上班的市民按照多年的习惯打开了家里那台笨重的电视机，想听听早间新闻，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有熟悉的新闻播音员端坐在演播台后面，没有例行的早安问候，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任何一档人们习以为常的日间节目。
全苏联所有的电视频道，在同一时刻被强制切换到了同一个画面——柴可夫斯基那部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正在屏幕上无休无止地循环播放着。
黑天鹅和白天鹅在灯光下不停地旋转、跳跃、谢幕，然后从头再来，一遍又一遍，仿佛陷入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时间牢笼。
那段幽怨沉重的交响乐旋律，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列宁格勒到阿拉木图，同时在这个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庞大国家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客厅里回荡着。
在苏联几十年的政治生活里，这段旋律绝不是什么供人欣赏的高雅艺术。
它是一个信号，一个所有苏联公民都心知肚明却从来不会当面挑明的信号——每一次《天鹅湖》密集占据电视屏幕的时候，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层正在经历某种剧烈的、不可言说的震荡。
1982年11月10日，苏联各大电视频道突然中断了正常节目，取而代之的正是这段芭蕾，几个小时后官方正式宣布执政长达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因病逝世。
一九八四年二月，同样的旋律再度占据了全苏联的电视荧幕，紧接着传来的是安德罗波夫病逝的消息。
仅仅十三个月之后的一九八五年三月，当契尔年科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苏联民众又一次是伴随着这首曲子度过了充满不安与猜测的漫长一天。
三年之内换了三任最高领导人，每一次权力交接的信号都是这支天鹅湖。
莫斯科的市民们早就被训练出了一种精准到可怕的条件反射——只要电视上没完没了地跳天鹅，克里姆林宫里头肯定在翻天覆地。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这一次，没有讣告从电视里传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让人后背发凉的官方声明。
播音员用一种极其生硬、完全没有温度的语调向全苏联宣读了这份文件。
声明宣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总统职务，从这一刻起，国家最高权力由一个名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设机构全面接管。
声明里没有出示任何一份权威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没有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只言片语，甚至连“健康原因”这四个字具体指的是什么病都含含糊糊、语焉不详。
就这么凭空捏造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借口，便要把一个超级大国的合法总统踢出权力中心。
几乎就在播音员宣读声明的同一时刻，整座莫斯科城的地面开始微微震颤起来。
这种震动不是来自地震，不是来自地铁运行，而是数以百计的重型装甲车辆正沿着城市的主干道鱼贯驶入市中心。
T-72主战坦克和BMP步兵战车排成长得望不见尾的纵队，金属履带无情地碾压过莫斯科平整的柏油路面，在路面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深深的辙痕。
发动机发出的低沉轰鸣声在清晨空旷的街道上来回反射、叠加、放大，与电视里那支《天鹅湖》的旋律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和声。
刺鼻的柴油废气弥漫在街巷之间，很快就把清晨空气里原本的清新味道彻底压了下去。
坦克和装甲车在红场周边、国家电视台大楼外围、塔斯社门前以及各个主要交通路口依次停驻下来。
炮塔上的年轻士兵一个个面无表情，手里紧紧握着上了膛的自动步枪，用冰冷警惕的目光扫视着路边那些惊恐万分、不知所措的行人。
出租车司机哆哆嗦嗦地关掉了车里那台还在播放天鹅湖旋律的收音机，整个车厢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之中。
没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究竟会滑向什么方向。
这七十二小时里发生的一切，不仅改变了苏联的命运，也从根本上重塑了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
几十年后，已经白发苍苍的戈尔巴乔夫面对镜头说出了一句话——
苏联走向崩塌的祸首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叶利钦，当年策划八月政变的那八个人，才是真正把这个国家推向深渊的元凶。
这话到底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还是道出了某种被忽略的历史真相？
答案就藏在那七十二小时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一】帝国肌体上无法愈合的溃疡
要弄明白一九九一年八月那场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只盯着那三天看，得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几年，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联，去看看这个国家当时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候的苏联，从外面看上去依然是一个让全世界胆寒的庞然大物。
它手里握着超过两万七千枚核弹头，随便拿出一小部分就够把整个地球毁灭好几遍。
它维持着一支总人数接近四百万的庞大现役军队，钢铁洪流式的装甲集群让整个北约阵营寝食难安了几十年。
它的领土面积超过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十一个时区，太阳在这个国家的版图上几乎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落下去的角度。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桌上，苏联代表手里那张一票否决权的分量跟美国完全对等。
在东欧，在中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少地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无处不在。
这一切看上去光鲜无比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光环，实际上早就掩盖不住内部那个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了。
普通老百姓过的日子，跟官方宣传里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
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就像一台生了厚厚铁锈的老机器，齿轮咬合的声音刺耳难听，转速却越来越慢。
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从六十年代那个意气风发的百分之五以上，一路滑落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都不到，有些年份甚至直接趋近于零。
国营商店里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
长长的货架上常年空空荡荡，连最基础的面包、牛奶和食用油都没法保证持续供应。
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家庭主妇想买一块黄油，得在零下十几度的刺骨寒风里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伍。
想弄一根稍微好一点的肉肠，光排队还不够，还得托人找关系走后门才有希望搞到手。
这种老百姓天天排长队却买不到东西的荒唐局面，可不是因为苏联的工厂全都停产了或者田地全都荒废了。
问题的根子出在那套僵化到了骨头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上面。
中央计划部门的官僚们坐在莫斯科那些宽敞气派的办公室里，对着纸面上的数字指指点点，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全国每一家工厂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价格卖给谁。
这套模式在工业化初期确实展现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惊人效率，靠着它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了重工业体系，打赢了卫国战争，送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
到了八十年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变得无比复杂，几百万种商品在几十万家企业和数亿消费者之间流转，这套完全依靠行政指令调配资源的系统对真实的市场供需信号几乎丧失了全部感知能力。
结果就是大量没人要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堆在仓库里发霉，而老百姓真正急需的日用商品却迟迟等不到生产计划的倾斜。
在这套体制的另一端，军事开支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持续不断地吞噬着本就捉襟见肘的国民经济资源。
据西方研究机构的估算，苏联的军费支出长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远远高于同时期美国百分之六左右的水平。
庞大的军工综合体就像一台全天候运转的巨型抽水机，源源不断地从民用经济部门抽走资金、原材料、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和最熟练的产业工人。
留给轻工业和消费品制造领域的资源少得可怜，老百姓能在商店里买到的东西自然就更少了。
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这笔账上面又多加了一个沉甸甸的负担。
那场持续了整整十年的战争不光吞噬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和物资，还直接造成了约一万五千名苏联士兵的阵亡和数万人的伤残。
成千上万的锌制棺材从阿富汗被运回国内，每一口棺材后面都站着一个被战争撕碎的家庭。
反战情绪在社会各阶层不断蔓延扩散，成了压在苏联人心头一块越来越重的阴影。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走马上任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他上台以后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搞“加速战略”，在政治领域搞“公开性”和“新思维”，想用引入市场机制和扩大信息透明度的方式来盘活这潭死水。
一九八七年通过的《国有企业法》允许国企在完成国家订货之后自行安排生产销售，一九八八年颁布的《合作社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给非国有经济活动打开了一道口子。
出发点是好的，可执行的结果跟预期完全背道而驰。
旧的计划调拨体系开始松动之后，企业获得了自主定价和销售的权力，大量原本通过国家渠道流入国营商店的商品被截留转入灰色市场高价倒卖，商店货架反而变得更空了。
新的市场秩序又没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配套的法律监管框架，投机倒把和以权谋私的行为像野草一样
新的市场秩序又没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配套的法律监管框架，投机倒把和以权谋私的行为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钻制度漏洞发横财的人越来越多，老老实实靠工资过日子的普通工薪阶层却发现手里的卢布越来越不值钱。
到了一九九零年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已经从拖拖拉拉的慢性病恶化成了随时可能要命的急症。
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飙突进，财政赤字的窟窿越撕越大，部分地区甚至不得不重新搞起了凭票限购的食品配给制度。
苏联卢布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急剧缩水，曾经在官方汇率表上跟美元平起平坐的卢布，在黑市上的兑换价已经跌到了让人不忍直视的地步。
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肉眼可见的严重冲击。
商店里能买到的东西更少了，排队的时间更长了，而物价却在一天比一天往上蹿。
人们对改革最初抱有的那份热切期待，在一次又一次落空之后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失望、疲惫和对未来方向的迷茫。
这个帝国的肌体上布满了溃烂的伤口，而且每一个伤口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更深处腐蚀。
【二】从裂缝中喷涌而出的民族暗流
经济上的全面溃烂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更要命的是这股烂到根子里的危机很快就像地下水一样渗透进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每一条缝隙当中。
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政策，则恰恰在这个最脆弱的时刻，给所有那些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集中爆发的出口。
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
它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拼合而成，里面塞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说着几十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背负着彼此之间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
在斯大林时期那种铁腕高压的统治模式下，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被强制性地压缩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里面。
各加盟共和国在宪法条文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拥有“主权”和“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可这些漂亮话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从来没有任何人当过真。
那就是贴在门面上好看的装饰品而已，谁要是真的援引这些条款来认真主张自己的权利，等着他的不是什么法律程序和民主讨论，而是政治清洗、流放和消失。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从根子上打破了这套维持了几十年的沉默契约。
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开始争先恐后地揭露过去被列为绝对禁区的历史真相。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那份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被公之于众了。
斯大林时期大规模政治清洗中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受害者的姓名和遭遇被一个一个地翻了出来。
一九四零年苏联吞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真实过程被摆到了阳光底下。
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等少数民族在二战期间被整族整族地强制迁徙流放到中亚荒原上的血泪往事也不再是不许提起的禁忌话题了。
这些封存了几十年的历史伤疤一旦被撕开，立刻在相关的加盟共和国内部激起了强烈到根本无法遏制的民族情感。
1988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双方之间的暴力事件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莫斯科方面的调停既无力也无效，反倒让双方都对中央政府更加失望。
1989年4月9日深夜，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苏示威，苏军内务部队在凌晨四点对示威人群实施了暴力驱散，士兵们手持工兵铲和橡胶棍冲进密集的人群，至少二十名平民在驱散中丧生，其中十六人是女性，最小的遇难者才十六岁。
这件事在格鲁吉亚社会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独立的诉求从那一天起就不再是少数激进分子的口号了，而是迅速变成了跨越阶层和年龄的全民共识。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发展得最为迅猛也最有组织性。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苏德密约签署整整五十周年的那一天，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大约两百万民众手拉手组成了一条从维尔纽斯经里加到塔林、全长超过六百七十公里的人链。
老人、妇女、儿童、学生、工人、教授肩并肩站在公路两侧，有些路段人链一直延伸到了田野和山坡上面。
航拍镜头下那条蜿蜒穿越三国国境的壮观人链震惊了全世界，成为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和平抗议行动。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投票通过决议，宣布恢复国家独立，成为第一个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莫斯科对立陶宛实施了经济封锁，切断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可这种高压手段非但没能让立陶宛退缩，反倒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对苏联中央政府的广泛批评和谴责。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跟着也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和独立过渡声明。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二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法律在其领土范围内具有高于苏联法律的最高效力。
这份宣言的分量跟波罗的海小国的独立声明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俄罗斯不是什么边缘地带的小共和国，它是苏联最大的、最核心的、人口最多的、经济体量最重的那个加盟共和国。
它的主权宣言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这座大楼里面最粗最重要的那根承重柱，已经开始松动了。
到1990年底，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里已经有超过一半通过了各种各样的主权宣言或者独立声明。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急速坠落，而且每坠落一截就再也拉不回来了。
【三】最后的契约与最后的窗口
眼看着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往门外跑，戈尔巴乔夫拼了老命想要把这座正在四分五裂的大厦重新箍住。
他选择的工具不是坦克和刺刀，而是谈判桌和条约文本。
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他启动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多轮艰苦磋商，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制定一份全新的联盟条约来取代1922年的那份旧文件，在法律框架上重新界定中央跟地方之间的权力边界。
这场谈判的复杂程度和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外界的想象。
每一个共和国都带着自己的利益底线和政治盘算坐到了谈判桌前。
有的要求获得完全独立的财政和税收权力，一分钱都不想再往莫斯科交。
有的坚持在外交领域必须拥有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资格，不愿意继续当莫斯科的传声筒。
有的把本共和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自主管理权视为绝不可以退让的红线，谁动这块蛋糕就跟谁翻脸。
与此同时，莫斯科体制内部的那帮强硬保守派对整个谈判进程从一开始就持极其强烈的反对态度。
在他们看来，任何向共和国让渡实质性权力的条约本质上都是在变相肢解苏联。
签这样的东西跟直接宣布解散联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戈尔巴乔夫被夹在两股完全对立的力量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后为难到了极点。
他没法去满足最激进的独立派的全部诉求，因为那等于亲手放弃联盟本身。
他也没法站到保守派那一边用武力去强压各共和国，因为第比利斯的血已经证明了暴力镇压只会把离心力越推越强，绝不可能把人心压回来。
他最终选了一条中间路线——通过条约框架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共和国对自治权的诉求，同时保留一个统一的联邦壳子来维持国家在形式上的完整。
经过漫长得让人精疲力竭的一轮又一轮磋商、妥协、修改、推翻、再磋商，一份名为《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文件终于逐渐成形了。
这份条约的核心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把苏联从过去那种一切权力集中在莫斯科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改造成一个权力大幅度下放的松散联邦。
各加盟共和国将获得远大于以往的自治权限，包括独立的财政税收体系、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在部分国际事务中独立参与的资格。
联盟中央只保留外交协调、国防指挥和跨共和国基础设施管理这些有限的职能。
说白了，新条约下的苏联更像一个各成员自愿搭伙过日子的松散邦联，而不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管、什么都抓在手里的大一统帝国。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联盟范围的全民公投，问老百姓到底愿不愿意保留一个经过改革的苏联。
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拒绝参加，但在参与投票的九个共和国里面，大约百分之七十六点四的选民投下了赞成票。
这个结果给了戈尔巴乔夫一针强心剂——政治精英层面的离心倾向虽然已经非常严重了，可多数普通老百姓心底里还是希望能在一个经过革新的统一框架内继续生活下去的。
公投之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了。
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条约文本基本上已经定了稿，各方在那些最要命的核心条款上总算达成了妥协。
签约仪式的日期被正式确定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届时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将作为首批签字方在条约上签下名字，其余共和国在此后几周内陆续跟进。
这份条约在内容上确实带着深深的妥协痕迹，批评它的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列出一长串不足之处。
它赋予各共和国的权力大到几乎已经接近独立国家的水平了，保留给联盟中央的职能少到让人怀疑这个“联盟”到底还有没有实际意义。
但在一九九一年那个夏天那个极其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它确实是唯一一份能够让多数共和国点头同意留在统一框架里的政治契约。
它是维持这个国家不至于立刻土崩瓦解的最后一道防线。
八月四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妻子赖莎和家人离开莫斯科，飞往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福罗斯别墅去度假。
他计划在那里休整两周，于八月十九日返回莫斯科，第二天出席签约仪式。
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态是相对轻松的。
最艰难的谈判阶段似乎已经熬过去了，条约的落地只剩下最后一步之遥。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踏上飞往克里米亚的专机之后，一场针对他本人和这份条约的密谋行动，已经在苏联权力体系的最顶层悄悄启动了。
那些坚决反对新联盟条约的体制内强硬派核心人物，把这份条约视为苏联事实上的死刑判决书。
在他们的认知里，一旦各共和国拿到了条约承诺的那些权力，联盟中央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牙齿的空壳子，而维系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的最后一根政治纽带也将随之彻底断裂。
阻止条约签署就是阻止苏联走向覆灭。
这是他们内心最坚定的信念。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到两个星期了。
【四】福罗斯别墅里被切断的电话线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天。
克里米亚半岛南岸的天气晴朗得无可挑剔，黑海的海面上泛着午后金灿灿的粼粼波光，温暖的海风从远处的海平线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道。
福罗斯别墅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松树林中间，面朝大海，背靠悬崖，环境幽静得像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戈尔巴乔夫此时正坐在别墅的书房里处理着最后一批与签约仪式有关的文件。
桌面上摊开着条约文本的定稿、几份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发来的确认函，以及他自己为签约仪式准备的讲话稿草稿。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再过一天他就要回莫斯科了，后天就是签约日。
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一名安保人员急匆匆地走进了书房，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别墅的大门口来了一个由数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这些人没有经过任何事先通报，不在既定的日程安排上面，但他们态度非常强硬，要求立即面见总统。
来访者的名单让戈尔巴乔夫的眉头瞬间拧了起来。
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还有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格鲁什科。
这四个人同时不请自来，而且阵容恰好覆盖了党务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总统办公厅——这种组合本身就散发着极其不寻常的气息。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反应不是接见来人，而是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他拨了苏共中央的专线——听筒里传来的是一片死寂的忙音。
他换了一条线路拨国防部——同样的忙音。
克格勃总部——忙音。
政府内阁——忙音。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拿起那套战略核力量指挥系统的专用通讯终端——也是一片死寂。
五条互相独立的、采用完全不同传输链路和加密体系的保密通讯线路，在同一时刻全部中断了。
他又去试了卫星通讯终端，屏幕上没有任何一盏信号指示灯亮起。
戈尔巴乔夫站在那台沉默的通讯设备面前，彻底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
这不可能是技术故障。
五套独立系统不可能在同一秒钟同时出故障，更何况其中还包括一套专门为核战争情境设计的、具备极高冗余度的战略通讯线路。
这是蓄意切断。
他走向书房的窗户，透过玻璃朝别墅大门的方向望过去。
景象证实了他的判断。
大门外的警卫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那些面熟的常规安保人员之外，突然多出了大批身着不同制服的武装军人。
别墅通往外界的那条唯一的公路上横着好几辆军用卡车，将道路彻底堵死。
海面上，一艘灰色的军舰正在别墅下方的水域缓慢游弋着，切断了从水路离开的最后一丝可能。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在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被隔离了。”
来访代表团被带进书房之后，瓦连尼科夫大将率先开了口。
他的语气生硬、直接，没有任何外交辞令式的客套。
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所谓“建议”：鉴于国家局势极其危急，总统应当立即签署一份总统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日常行政权力移交给一个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临时委员会。
如果总统不愿意签这份紧急状态令，那还有第二个选项——以“健康原因”主动宣布暂时放弃总统权力。
不管选哪一个，结果都是一样的：戈尔巴乔夫交出全部权力，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被无限期搁置。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两个选项。
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极度愤怒，但强迫自己保持了克制。
他告诉眼前这些人，他不会在任何一张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紧急状态只有通过合法的宪法程序经最高苏维埃投票批准才能生效，任何绕开宪法的做法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他还扔下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你们会毁掉你们自己，但那是你们的事。更严重的是，你们会毁掉这个国家。”
会面在僵持中结束了，代表团离开了别墅。
通讯线路没有恢复。
外围的军事封锁不仅没有撤除，反倒进一步加强了。
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以及全部家人实际上处于彻底的软禁状态。
他们既无法与莫斯科取得任何联络，也踏不出别墅围墙半步。
赖莎后来回忆说，那三天里她最恐惧的不是丈夫会被免职，而是害怕他们全家会在没有任何外人知道的情况下遭遇不测——在苏联的历史上，最高领导人被自己的同僚用非正常手段搞掉的先例可不是没有过。
与此同时在远处的莫斯科，那八个人已经完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组建。
坦克正在一辆一辆地驶向城区集结。
命令已经下达。
行动即将在第二天凌晨正式启动。
那么这八个掌握着这个国家几乎全部权力杠杆的人，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真的有能力把自己的计划贯彻到底吗
在那决定命运的七十二小时里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剧变，让一场看似周密强势的行动在短短三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