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郭德纲改红歌问题，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从目前形势来看，舆论明显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上纲上线派很激烈，坚决认为郭德纲改红歌是亵渎抗日历史，亵渎抗日先烈。而反对上纲上线的人则坚持认为改个地名无伤大雅。看来，这个问题还得看官方定性。
官方会如何定性？从目前主流官媒的沉默来看，我估计官方很难作出上纲上线的定性。目前官媒报道此事，都属于客观中立报道来龙去脉以及舆论现状，未见提出批评。我唯一看到的就是“西安网评”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连续发了两三篇——不知道郭德纲西安演出取消是否与西安文旅态度有关。
为什么我判断有关部门很难作出上纲上线的定性？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郭德纲改动的那句“紫禁城中静悄悄”视频，居然还在网上正常传播，这足以说明没问题。
我注意到，反对上纲上线的人，有的在追究是谁举报了郭德纲，同时大V胡锡进也在讨论举报的问题。
胡锡进这个文章里虽然没有说郭德纲改红歌被举报的事，但是他这个文章明显是针对这件事的。由此可见，胡锡进实际上也是认为某些人举报郭德纲属于上纲上线的——不直接说，这是胡锡进应对舆论攻击的习惯性自我保护，但实际上没有意义。
胡锡进指出，对于上纲上线举报这种风气，这种动向，我们的社会应该客观评估，保持必要的警惕。
这种认识当然有道理，但是这样的提醒毫无意义。为什么？因为上纲上线举报，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目前来看，这股力量不小，所以警惕有什么用？如果这样的风气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靠社会一部分人警惕另一部分人，是没有用的，刹车不踩在警惕者的脚下。
所以我认为，追究谁举报的，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正如胡锡进所说，举报是所有公民的权利，没有法律规定不能举报，反而还支持和保护举报。
当然，法律支持和保护的举报，是正当的举报，不是诬陷式举报。可问题是，有些举报，看起来正当，深究起来即便举报不合理，也算不上诬陷式举报，这种情况，有关部门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社会监督需要个体成员的参与，毕竟官方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支持和保护举报，本无可厚非。不过，有关部门受理举报，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呢？还是应当作出独立判断？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个社会，并不怕举报成风，需要警惕的，不是上纲上线举报成风，而是有关部门被舆论裹挟，失去了独立判断，或者说是受到舆论误导，作出不恰当的决定。
总之一句话，谁举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理部门是否有自己的原则。
上纲上线举报会不会蔓延成风，会不会把社会带向可怕的方向，这个刹车，踩在有关部门的脚下。如果有关部门坚持原则，驳回无理举报，自然会万事大吉。
前不久，网传陕西文旅遭到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境内所有唐代遗存，说唐朝根本不存在。此事后来被辟谣，说不存在伪史论者电话骚扰的事。但我们这里不妨假定真有此事，试想，陕西文旅是会受理呢？还是驳回呢？
答案不言而喻。
当然，这样的事情好判断，容易直接驳回。上纲上线举报这种情况复杂一些，有关部门不好直接驳回。但即便如此，也应该坚持原则不动摇，在此基础上采取稳妥的方法，中肯回应某些人的关切。
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经历过风风雨雨，类似于今天的上纲上线举报，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甚至发生过一些惨痛的教训。而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惨痛的教训，责任其实不能归于举报者，因为举报者是没有能力造成伤害的。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伤害了作者的人，是举报者吗？显然不是。如何解读，固然与举报者有关，但是，认可这种解读，然后立案调查，作出处罚，这是受理部门才有的权力。如果受理部门不认可，举报自然也就是云消雾散了。
所以说，某些人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语作诛心式解读，谁最先提出质疑、谁最先发声，这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处置层面能不能守住清晰、稳定的评判原则，能不能正确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脱离文本的无限联想，和确确实实发生的行为失当。
因此，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有必要知道是谁举报了郭德纲吗？知道这个答案，对郭德纲可能有一点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受理部门会不会坚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