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仪式，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关于这次授衔，后来流传着一个说法：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偏低，曾找老领导谭震林说情，希望能够评为上将。
这件事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出现过，但目前并没有足够材料证明王必成曾正式提出过什么要求。因此，谈论这段往事，不能把传闻当成完整史实，更不能简单扣上“争名争利”的帽子。
军人重视军衔，并不奇怪。军衔不是普通称号，它与一名将领的资历、职务、战功和组织评价紧密相连。对于长期在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人来说，授衔结果自然会牵动心情。
如果王必成确实通过谭震林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也更可能是对自身经历的一种判断，而不是把军衔当成个人待遇。战场上敢于承担重任，评定时希望组织全面考虑，这两者并不完全矛盾。
谭震林与王必成有较深的工作渊源。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王必成便已是部队中的骨干，后来又在华东战场担任重要指挥员。面对这位老部下，谭震林即便替他说明情况，也只能转达意见，不能改变授衔机关的综合评定。
授衔不是单看谁打仗最猛。
王必成出身并不显赫。他早年从少先队、赤卫队做起，经过红军时期的连、营、团级岗位逐步成长起来。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部队任团长、旅长等职，因作战勇猛，被官兵称为“王老虎”，所率部队也有“老虎团”的称号。
他的真正成名，发生在华东战场。解放战争时期，王必成长期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主要指挥员。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第六纵队多次担任硬仗、恶仗，形成了鲜明的战斗作风。
孟良崮战役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战。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围歼整编第74师，第六纵队参加了对张灵甫部的作战。部队推进迅猛，战斗异常激烈，王必成也因此进一步确立了“虎将”的声望。
但评价一名将领，不能只挑最辉煌的战例。1946年涟水保卫战期间，第六纵队曾与整编第74师展开激战。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中，华东部队在作战和指挥上遭遇困难，最终撤出涟水。这段经历虽然不能抹去王必成的战功，却确实属于其军事履历中需要一并考察的部分。
解放战争后期，王必成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军长，并进入兵团一级领导班子。1949年渡江作战后，他任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三军军长。这样的职务和资历，评为中将并不算低，至少符合当时对副兵团级将领的普遍衡量。
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中一些后来获授上将的将领，在解放战争中期便经常独立指挥多个纵队，或者承担方面军级作战任务。许世友、叶飞、陈士榘、宋时轮、王建安等人，既有较早的高级指挥经历，也在不同阶段承担过更大范围的战役统筹。
相比之下，王必成的突出特点是善于率领一支主力纵队攻坚，而不是长期独立主持两个以上纵队的全局作战。他的战功很硬，部队战斗力也很强，但在职务层级、指挥范围和革命资历的综合排序上，与部分华东上将仍存在差别。
授衔工作还要考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抗日战争中的任职、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变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表现。王必成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抗战时期的指挥层级，与那些很早就进入方面军或大军区核心岗位的将领并不完全相同。
“打张灵甫的74师，不能少了我们6纵！”这句话体现的是王必成在战场上的担当，也说明他清楚第六纵队的实力和责任。可战功只是授衔的一项重要依据，不是唯一依据。战场上的一场胜负，更不能直接换算成授衔时的等级。
1955年授衔，实行的是统一标准和集体审定。即使有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更高军衔，最终也要服从组织决定。王必成被授予中将，既承认了他在华东战场的贡献，也反映了有关方面对其资历、职务和综合表现的判断。
因此，把“找人说情”说成王必成爱计较名位，未免简单；把他的战功直接等同于上将资格，也不够严谨。中将军衔并没有降低这位将领在华东野战军战史中的分量。第六纵队那些硬仗，以及王必成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强悍作风，早已构成了独立于军衔之外的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