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击炮弹落在身边的那一瞬间，我耳朵里只有一种极其尖锐的、类似于老式收音机失去信号时的长鸣。紧接着，我感到自己飞了起来，又重重地砸在布满烂泥和碎石的斜坡上。那是1979年的初春，中越边境的丛林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闷热和浓烈的硝烟味。我叫林建，那年刚满十九岁，是南线部队的一名普通步兵。
落地后，我想站起来继续往前冲，班长还在前面高喊着什么。但我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低头看去，军裤已经被鲜血和泥水染成了黑红色，右侧大腿根部到小腹的位置，破开了一个骇人的口子。血不是在流，而是在往外涌，带着温热的气息，迅速浸透了身下的泥土。
疼痛是十几秒后才迟迟到来的，那种痛楚无法用语言形容，像是有人把一把烧红的钝锯子塞进了我的身体里，来回拉扯。我张大嘴巴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喉咙里只剩下嘶嘶的倒气声。
随后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周围战友冲锋的身影变成了晃动的色块。我感觉到有人抓住了我的肩膀，用力把我往后拖拽，泥水灌进了我的嘴里，带着一股浓烈的铁锈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扔在了一辆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身边全都是横七竖八的伤员，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的和我一样，直挺挺地躺着，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车厢底板上的血水随着车辆的颠簸来回流淌，浸湿了我的后背。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冷，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我知道，这是失血过多的征兆，村里的老猎人曾经说过，当人感觉不到痛，只觉得冷的时候，就是魂要离体了。
卡车终于停下，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担架把我抬了下去，我勉强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排排用防水布搭起的巨大野战帐篷。那里是后方野战医院，空气中除了硝烟味，还混合着刺鼻的来苏水味和浓重的血腥味。
我被放在了帐篷外的一块空地上。这里躺着几十个刚刚运下来的重伤员。医护人员在伤员中间快速穿梭，他们的白大褂早就变成了暗红色。我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喊着拿血浆、拿纱布，也听到有人在低声啜泣。
一个戴着红十字袖标的男卫生员走到我身边，蹲下身子探了探我的颈动脉，又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我看着他，想告诉他我还活着，但我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摇了摇头，站起身对旁边的人喊：“这个不行了，下半身都炸烂了，先去处理那边的，把有限的血浆留给能活的！”
我心里有过一阵绝望，但我没有怪他，在战场上，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医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残酷的决定——放弃那些看起来毫无生还希望的人，去抢救那些还有机会重返人间的生命。这就是战争的法则，冰冷而决绝。
我被留在了原地，周围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的意识像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不断下坠。我想起了四川老家的母亲，想起了离家时她塞进我背包里的那双厚鞋垫，想起了村口那棵老槐树。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十九岁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在异国他乡的边境线上？
就在我彻底放弃抵抗，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一双脚停在了我的担架旁，那是一双沾满泥巴和血迹的解放鞋。
接着，一个人蹲了下来。借着帐篷里透出的昏暗灯光，我看到了一张戴着口罩的脸。那是个女军医，齐耳的短发被汗水绺在额头上，眼神锐利而疲惫。她没有像之前的卫生员那样马上离开，而是死死地盯着我的脸。
我拼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微微动了一下右手的小指。
就这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被她捕捉到了。她猛地凑近我，耳朵贴在我的胸口听了一秒，然后二话不说，直接伸手去解我腰间的武装带。
我的军裤早就在爆炸中和血肉、泥土粘连在了一起，根本脱不下来。她没有丝毫犹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医用剪刀，“咔嚓咔嚓”几下，直接顺着裤管把我的军裤剪开，然后用力扒开了我大腿根部的碎布和血肉模糊的烂布条。
一股凉风吹在我的伤口上，伴随着一阵钻心的剧痛，我本能地抽搐了一下。
“压迫止血！快！”她突然转头，用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对着不远处的几个卫生员大吼。
但是没人理她，因为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她急了，直接把剪刀扔在地上，两只手死死地按住我大腿根部的破口处。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深深地抠进了我的皮肉里，准确地找到了那根正在喷血的血管，拼尽全力压了下去。
“这个人还有救！把担架抬进去！准备手术！”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在咆哮。
旁边的卫生员跑过来，看了一眼，焦急地说：“苏医生，他失血太多了，而且伤在这个位置，就算手术也未必能活，里面还有三个腹部贯穿伤的等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