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上海愚园路一处小楼内，陈毅听完王智涛的来意，没有急着表态，只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下。王智涛要谈的，不是升职，也不是待遇，而是如何婉拒刘伯承的调令。
新中国成立之初，军队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战争年代形成的指挥体系，必须逐步转向正规化、现代化。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办学院，校舍、教材、教员都重要，真正难找的，是既有理论基础，又能把经验讲明白的人。
刘伯承物色训练部门干部时，陈士榘、陈伯钧和王智涛都进入了考虑范围。陈伯钧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和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既有作战经历，也熟悉军事教育，接受安排相对干脆。王智涛却迟疑了。
这份迟疑，不是嫌职位低。恰恰相反，军事学院副部长属于重要岗位，待遇和级别都不低。王智涛担心的是，自己长期从事军事教育，理论和训练方法并不缺，可真正的大兵团实战经验，终究不能和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将领相比。
他的经历确实特殊。1925年，王智涛随冯玉祥赴苏联学习，后来在苏联军校接受了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回国后，他较长时间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对条令、操典以及外军资料比较熟悉。这样的干部，放在学校里很合适；但在他自己看来，纸面知识如果没有战场检验，总有一层隔膜。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进入一线部队任职，在第129师第385旅担任参谋长。那段经历补上了履历中的实战部分，却没有完全消除他的顾虑。相比那些长期统率主力部队的将领，他仍觉得自己更像一名教员，而不是课堂上最有分量的战将。
解放战争后期，防空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建立较完整的防空力量，雷达、对空射击和指挥通信等领域，都需要熟悉技术、懂训练的人才。王智涛被安排到上海参与防空工作，新的岗位使他看到了另一条道路。
有意思的是，军事学院的调令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王智涛明白，接受调令意味着进入军队教育的核心部门；留在防空系统，则可能参与一个新军种的起步。两种选择都服务于军队建设，却对应着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向。
他拿不定主意，便向陈毅请教。据相关回忆，陈毅听后半开玩笑地说：“升职的事情，也有人想推掉？”王智涛回答：“不是不愿意去，是防空那边刚起步，手头的工作不能撒手。”陈毅收起笑容，提醒他：“理由要讲事业，不能只讲个人得失。”
这句话点中了关键。王智涛并非要和刘伯承对着干，而是希望把个人专长放到更急需的岗位上。陈毅替他分析，防空力量当时缺少成套教材和熟悉训练的人，如果王智涛立即离开，上海方面可能重新摸索；军事学院则可以通过讲义、教材和短期授课，吸收他的经验。
几番斟酌后，形成了一个折中办法：王智涛暂不担任军事学院常驻副部长，继续留在防空系统工作，同时为军事学院提供教材，必要时赴南京授课。也就是说，人留在原岗位，经验不能截留。
陈毅向刘伯承转达意见时，特意把重点放在军队建设上，而不是王智涛个人的犹豫。据回忆，刘伯承听完后表示，干部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出成绩，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这个态度很重要，它说明当时的干部使用，并不是单纯看谁进入哪个部门，而是要看具体任务是否需要。
事情后来又出现变化。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王智涛曾因工作作风和理论问题受到批评，随后调任防空学校校长。对他而言，这次调整未必全是坏事。离开机关后，他可以直接面对教学和装备，把防空训练从纸面搬到操场。
在防空学校，他把火炮、瞄准设备和雷达器材尽量搬进课堂，让学员边听讲、边拆装、边操作。过去只能依靠外文资料和零散经验的训练体系，开始形成较具体的课程。学员不仅要记住性能参数，还要学会搜索、判断、指挥和射击协同。
这条路与陈伯钧不同。陈伯钧进入军事学院训练部门后，主要参与陆军指挥人才培养，把战争年代的经验整理成教材和教学内容。王智涛则更多面对新装备、新专业和新编制，工作难度不在于讲清旧战法，而在于从无到有建立一套训练方法。
两人的安排，恰好体现了当时军队建设的两种需求：一边要把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作战经验系统化，培养合格的指挥员；另一边要补上防空、通信、雷达等技术兵种的短板。人才并非只有一个最佳去处，关键在于岗位和能力能否对应。
军事学院需要王智涛的理论素养，防空部队同样需要他的专业积累。刘伯承没有因调令被拒而动怒，陈毅也没有把“婉拒”变成推诿，王智涛则用实际工作证明，留在原岗位并不等于回避责任。那封没有寄出的请辞信，最终变成了一次经过协调的人才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