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武汉一间旧屋里，周镐的遗孀李华初已经病重。辗转送来的几页材料，揭开了丈夫失踪多年的真相：那个被国民党以“叛变”罪名处死的人，中央认定其真实身份是为人民事业牺牲的地下工作者。
材料中最受重视的，是周镐留下的日记、书信和电码记录。字迹并不潦草，内容却极为谨慎。许多地方只记代号，不写姓名；有些事情只写结果，不记过程。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来说，这种克制不是习惯，而是保命的规矩。
周镐原名周治平，湖北罗田人。年轻时进入黄埔系统学习，后来投身国民党军统。抗战时期，他曾在贵阳、广州、重庆等地任职，受到戴笠注意。那时的周镐，熟悉电讯、联络和策反，办事果断，属于军统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但他并不是一个沉迷权力的人。熟人回忆，他平时话不多，面对同僚宴饮和吹嘘，常常独自坐在一旁。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沉闷，他只说：“世道未定，声色作甚。”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符合他后来留下的性格印象：少言，谨慎，又始终在观察。
真正改变周镐人生方向的，是抗战后期奉命进入南京汪伪政权内部。1943年前后，他以合法身份接近汪伪军政机关，表面上办理公务，暗中搜集情报、维系联络渠道。白天戴着旧政权的身份，夜里却为另一条线传递消息，稍有差错，便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这种工作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枪口，而在于身边的人。电报不能留下完整姓名，接头不能重复地点，传递文件还要考虑交通和监视。周镐后来能够继续活动，靠的不是所谓“胆大包天”，而是对细节近乎苛刻的控制。
日本投降后，周镐曾参与南京地区敌伪资产接收等事务。据有关材料记载，他在受降及接收工作中表现突出，甚至促成日方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可功劳并没有给他带来稳定位置，军统内部的猜疑很快出现，有人以贪污等罪名指控他，将其关押。
他在上海被捕期间，旧日关系并未真正保护他。戴笠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周镐才得以脱身。此事对他的打击很深：他看清了军统内部的派系争斗，也看清了个人功劳在权力面前并不可靠。
失望并非一夜形成。周镐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国民革命教育，后来却长期置身特务系统，亲眼见到普通百姓承受战争和压迫。1946年夏，经地下党员徐光楚等人联系，他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后来被多次提及。它没有豪言壮语，却意味着周镐放弃原有身份，转而承担更危险的任务。经组织批准，他以“京沪徐杭特派员”等身份开展工作，利用旧有关系搜集军政情报，联络人员，输送物资。
为掩护行动，他仍要保持旧军统人员的外在面目。家属、住所、交往对象，都可能成为敌人判断其行踪的线索。周镐把武汉的妻子李华初和孩子接到南京，又与吴雪亚共同生活、配合工作。这样的安排复杂而残酷，任何一个环节暴露，牵连的都不止一人。
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周镐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据相关回忆，他曾参与争取孙良诚部第107军，促成五千余人倒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对地下工作人员而言，这类行动远比战场冲锋更难，既要判断对方态度，还要防备内部泄密。
行动结束后，周镐没有因此放松。一次渡过淮河前，他把日记交给警卫员，并留下话：“三日未归，就送给她。”警卫员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诀别。几天后，周镐被诱捕，随后押回南京。
1949年1月，南京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周镐被关押审讯，敌方无法容忍一个熟悉内部机密、又转向共产党阵营的人继续活着。审讯没有改变他的身份认定，枪决也没有让相关线索消失。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周镐在南京遇害，年仅39岁。
对家属而言，最漫长的并不是葬礼，而是十六年的等待。李华初始终不相信丈夫去了台湾，也不接受“周镐已经变节”的说法。她守着家人生活，保存旧物，直到病重时仍未得到完整解释。
周镐留下的日记后来被转交有关方面。考证人员将日记、信件、组织档案和相关证言相互核对，逐步厘清他从国民党军统人员到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经历。196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作出决定，追认周治平，即周镐为革命烈士，其遗属享受烈属待遇。
多年后，周镐的女儿曾赴京拜访沈醉。那位曾与周镐有过交往的军统旧人，面对照片只说了一句：“周治平是条真汉子，可惜了。”这句评价没有改变历史结论，却道出了周镐一生最难解释的部分：他曾身处旧政权核心，最终却把掌握的能力和关系，交给了另一种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