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南京城刚刚易手不久，安徽寿县人徐梦秋悄然来到城内，提出要见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这个请求看似寻常，却很快引起了有关方面警觉。几经周旋后，徐梦秋没有见到刘伯承，而是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控制，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他曾是红军队伍中的重要干部，也曾在延安讲授历史和政治理论。这样一个与中共早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解放后的南京被捕？答案，要从新疆那段被尘封的经历说起。
徐梦秋生于1896年，早年在安徽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后来到上海大学求学。与许多投身革命的青年不同，他并不以善于演讲或组织活动著称，而是沉迷于读书、做笔记和研究历史。瞿秋白曾注意到他的勤奋，这种学术积累，后来成为他在党内立足的重要资本。
1926年，经彭述之介绍，徐梦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曾化名“孟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校对和编辑。他研究明史，撰写《中国抗倭史》《南明哀史》等著作，文字通俗，观点鲜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接触后，才重新确认了他的身份，并帮助他恢复组织关系。
1930年秋，徐梦秋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后来他在红军大学授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法和中国政治史，刘亚楼、苏振华等人都曾听过他的课。毛泽东也常与他谈论历史和时局。徐梦秋懂史，能把复杂问题讲得明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颇有特点。
长征途中，他因负伤失去左脚。到达延安后，身体状况使他难以承担一线职务，但他仍经常到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写作文史文章。中央为他安排勤务员和较好的医疗照顾，并非单纯优待，而是考虑到他的残疾和长期病弱。那时，他被不少人称为“红色历史学家”。
1937年，徐梦秋被派往新疆，任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来还主持过教育和编译工作。新疆教育基础薄弱，书籍、教材十分缺乏。他曾给毛泽东写信，直陈当地学校“课程不系统”“新书报难见”的困境，请求支援。
毛泽东看过信后，要求有关方面调运讲义、教科书和文化书刊送往新疆。这件事说明，徐梦秋当时仍被视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他也确实聘请进步人士到新疆学院任教，推动抗战宣传和教育建设。
变化发生在1940年前后。国际局势恶化，蒋介石集团加紧反共，盛世才则开始调整立场，逐渐倒向国民党。此前，他曾借助苏联和中共方面的力量稳定新疆局势；形势一变，昔日的合作便成了他清洗异己的借口。
1942年，陈潭秋等人在新疆开展整风和党性教育，盛世才随即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大规模逮捕中共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被押入狱中，徐梦秋夫妇以及潘同、刘希平等人也未能幸免。
审讯极其残酷。面对刑讯，陈潭秋等人始终否认所谓“暴动”罪名。遗憾的是，徐梦秋在巨大压力下动摇，写下供词和脱党声明，并对陈潭秋、毛泽民等人作出不实指控，泄露了一些组织情况。这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使敌人进一步掌握了迫害其他同志的口实。
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由于新疆方面封锁消息，延安一时并不知道详细情况。1944年，林伯渠在重庆交涉时，仍将徐梦秋列入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说明中共中央当时尚未掌握他已经变节的完整事实。
抗战胜利后，徐梦秋被保释并送往重庆，后来随军统系统返回南京。他挂名担任政治研究员，实际处境却很尴尬。国民党撤离南京、保密局准备迁台时，他已失去利用价值，只能辗转上海、安徽屯溪等地，隐姓埋名度日。
1949年南京解放前后，徐梦秋无处可去，最终决定进城投案。他提出要见刘伯承，或许是想凭借旧日关系说明情况，也可能是希望得到从轻处理。但刘伯承没有接见他。周兴获悉此事后，将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得知徐梦秋已经出现，作出批示：“立即捉拿归案。”
随后，徐梦秋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5月22日，他病死于狱中，终年80岁。一个曾经讲授革命理论、参与苏区和新疆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最终因狱中供词和叛变行为，走完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