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醒了。
手机屏幕亮着，十几条银行短信像刀子一样扎进眼里。
八十多万，分七笔，全转走了。
我猛地坐起来，被子掀开，身边空荡荡的。
摸了一下枕头，凉的，人早走了。
我坐在床头，盯着手机看了很久，没哭，也没闹。
下楼，踩着拖鞋，去了派出所。
第二天下午电话响了，是警局的座机。
我接起来，那头是他的声音：“玉婧，你听我说……”我挂了。
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落在不锈钢水槽上，啪嗒，啪嗒。
01
我家住在城东老小区，五楼，楼梯房的过道里堆着邻居家的纸箱子。住了二十多年，闭着眼都能摸到自家门口那把锁眼。
那天晚上我睡得早，九点多就躺下了。
老孙打电话说要晚点回，跟客户吃饭。
我没多想，刷了会儿手机就睡了。
睡到半夜，觉得口干，翻了身想喝水。
手往床头柜摸手机，摸到的时候屏幕自己亮了。
我看了一眼，人一下子清醒了。
第一条短信显示零点十七分，转账十二万。
第二条零点十九分，转账十五万。
第三条，第四条，陆陆续续，一直到凌晨一点半。
最后一笔，九万八。
总共八十三万六。
我卡里那些钱，是我在厂里当会计二十年攒下的，加上我爸去世前留给我的一点存款。
老孙说公司周转困难，让我把钱存一起，到时候好帮他应个急。
我没答应，他就隔三差五提。
有一回吃饭他又提起来，说“钱放你卡里跟放我卡里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咱们家的。”我没松口，那是我爸留给我的命根子，也是女儿上学的学费。
我盯着屏幕上的转账记录，一条一条往下划，看到收款人的名字。
黄妮娜。
三个字，横平竖直，像三根钉子钉在我眼珠子上。
我知道这个名字。
老孙公司那个出纳，二十来岁，长得白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去年公司年会我去过，她穿着件红裙子，站在角落里跟人说话，老孙不知道跟她在聊什么，两个人都笑着。
我坐在床上，手机攥在手里，指尖发麻。
过了很久，我掀开被子下床，赤着脚走到客厅，客厅灯没开。
窗帘没拉，外面路灯的光透进来，照在沙发扶手上，照出我结婚那年买的布艺沙发，已经褪了色。
我走到鞋柜前，老孙的拖鞋整整齐齐摆在格子里，他常穿的那双棕色皮鞋不见了。
衣柜的门半敞着，我拉开一看，他冬天的几件厚外套都没了。
出差用的深蓝色行李箱也不在了。
我在客厅里站了好一会儿，脚底踩着冰凉的地板砖，总算回过味儿来。老孙跑了。带着我的钱，跑了。
我回到卧室，拿起手机，拨了老孙的电话。
通了，响了四声，被按掉了。
再拨，直接关机。
我没再打。
想了想，翻出银行客服电话，报了挂失。
客服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说我卡被盗刷了，帮我冻结。
那边让我提供身份证号和卡号，我一一说了，声音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
挂失完，我又坐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床头柜上有张照片，女儿晓雯高考那年我们仨在校门口拍的。
老孙站在左边，穿着灰色T恤，笑得挺憨厚。
我盯着他那张脸看了很久，像看一个陌生人。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起来了。
洗脸，刷牙，换了身干净衣服。
出门前我弯腰系鞋带，忽然想起来我爸还在世时说过一句话。
他那时候跟我说：“老孙这个人，心不定。但日子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掂量。”我当时笑着跟我爸说，爸，他也就是贪玩，人不坏。
我爸没再吭声，叹了口气。
我系好鞋带，直起身，出了门。
派出所离我家走路二十分钟。
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人不多，一个年轻民警坐在窗口后面，正低头看什么材料。
我走过去，他抬头看我，问：“大姐，什么事？”我说：“我报警。我老公趁我睡着，拿我手机转走了我家所有的存款。”
民警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笔，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来，把手机里的转账记录给他看。
他一条一条翻过去，说：“这么多笔？你确定不是你老公自己用的？”我说：“确定。他把钱全转到一个女人的账户上，然后人走了。这不是夫妻矛盾，这是偷。”民警看了我一眼，可能是看我说话的样子，声音不高，但每句话都清清楚楚的。
他拿了个本子，开始帮我做笔录。
问我丈夫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做什么工作的。
我一一回答，孙志强，四十八岁，开了个建材公司。
又问那个女人是谁，我说是他公司的出纳，叫黄妮娜。
做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问：“大姐，你昨晚没睡觉吧？”我说：“睡了，又醒了。”他说：“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这个案子，我们会立案侦查的。”我说：“不用了。我现在精神得很。”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大亮。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看了看天。
蓝的，一点云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朝公交车站走过去。
我没回家。我叫了个车，直接去了老孙的公司。
02
公司开在城东建材市场旁边，租的两层门面，一楼摆样品，二楼办公。我到大门口的时候，卷帘门半开着，里面一片狼藉。
玻璃柜台上积着灰，几本样品册散落在地上，踩满了脚印。
我走进去，脚底下踩到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个碎掉的相框，里面的照片是老孙跟几个客户在饭桌上勾肩搭背的合影。
他笑得很开心，脸喝得通红，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
里面那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办公桌上空荡荡的，电脑主机没了，只剩一根网线垂在桌沿儿。
抽屉全开着，翻得乱七八糟，只剩下几支中性笔和几枚回形针。
墙角的文件柜也空了，门大敞。
我站在门口，觉得这个房间像被洗过一遍的锅，油不剩，汤也不剩。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回头，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走廊那头，穿着绿色工装，手里攥着一把卷尺。
他认识我，看见我愣一下：“嫂子？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看一眼。”他叫小周，在老孙公司跑了两年业务。
小周犹豫了一下，说：“嫂子，孙哥他，是不是出事了？”我说：“你先告诉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他挠了挠头，跟我讲了。
前天下午，老孙突然通知所有人，说公司要搬地方，让大家下午提前下班。
有两个员工没走，在楼下收拾样品，看见老孙跟黄妮娜一人抱着一摞文件下楼，放进后备箱，开着那辆黑色商务车走了。
小周说他当时还问了一句：“孙哥，搬哪儿去？”老孙说：“先临时找个地方，到时候通知你们。”然后车就没影了。
再打电话，没人接了。
“嫂子，”小周压低了声音，“公司这两个月一直在欠薪，大家都心里发慌。上礼拜还有人上门催货款，堵在门口不走。孙哥说月底结，这都月底了……”我问他：“公司账上没钱了？”小周摇头：“不知道。但孙哥昨天下午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黄妮娜跟在他后头，也是白的，像是刚吵过架。”我站在门口，听他说完，没有接话。
临走时，小周叫住我：“嫂子，你要是找到孙哥，跟他说一声，欠我的三个月工资，一共两万四，我也不容易……”我说：“我知道了。”
出了公司，我没回家。
我沿着马路走了一段，路边有一排卖建材的铺子，其中一个老板我认识。
去年老孙说要进一批瓷砖，从这里赊过账。
我进去跟他打了个招呼，闲聊了几句，他说：“老孙上个月还欠我八万块货款呢，说这个月一定给，我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几天，都没通。”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我又拐到隔壁一条街，那有个做五金的老头，以前跟老孙有业务往来。
老头叼着烟，说老孙欠他三万多，快一年了。
“上回我去他公司要钱，他跟我说，王叔你放心，等那笔款子到了就给你。这都等了多久了，款子呢？”
我走了三条街，问了三家店。得出的数字，加起来有三十来万。再加上公司拖欠的工资、房租、水电费，老孙欠下的钱，快五十万了。
也就是说，他转走我卡里的八十三万，也不够填他挖的坑。
我站在街角，头顶的太阳晒得人发晕。
我掏出手机，给韩秀云打了个电话。
韩秀云跟我一个单位，是我老同事，也是挨着住的老邻居。
她接起来就说：“玉婧，你怎么了？声音不对。”我说：“秀云，你家方便吗？我想去住两天。”她没问为什么，说：“来吧，正好我今天休息，锅里有炖的排骨。”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手机屏幕，老孙的号码还在通讯录里躺着。
我犹豫了一下，又点进去，拨了一遍。
嘟，嘟，嘟。
然后被按掉了。
再拨，已经关机。
我笑了一下，把手机揣回兜里，上了公交。
韩秀云家在城西，一梯两户的老房子，客厅不大，收拾得利利索索。
她给我开门的时候，看见我手里提着个袋子，愣了一下：“你拎什么来了？”我说：“换洗衣服。”她往我身后看了一眼：“老孙呢？”我说：“跑了。”
韩秀云放下锅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拉我进屋坐下。
我没瞒着，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
然后她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黄酒，倒了一碗，推到我面前：“先喝口，暖暖。”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酒味冲，呛得嗓子眼发酸。
韩秀云坐在我对面，看着我：“你是不是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说：“是。”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早来跟我说？”我说：“说了，又能怎么样？他是我老公，天天睡一张床上的。我不能因为觉得不对劲就跟他翻脸吧，晓雯还在上学。”
韩秀云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已经报警了。”她点了点头，说：“行，那就让警察找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找到了，你也别心软。男人这种时候跪下来磕头，都不值得信。”
我没接话，低头又喝了一口黄酒。酒是温的，也有点辣，喝下去，胃里暖了一小片。
晚上，韩秀云睡了。
我躺在她家次卧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手机屏幕亮着，我翻到老孙的朋友圈，停在三个月前他发的最后一条动态。
照片上是办公室茶几上那盆绿萝，配了一行字：从头再来。
我在黑暗里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从头再来。什么叫从头再来？他把我卡里的钱转走，跑了，这叫从头再来？
我把手机搁在枕边，闭着眼。窗外有小虫子在叫，声音忽远忽近，像一根牵着的线，扯着我，不让我睡。
03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趟家。
房门打开，客厅里还是那副样子。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进去。
径直走到鞋柜前，蹲下来，拉开最下层那个抽屉。
抽屉里堆着几双旧鞋和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把他们一样一样拿出来，在抽屉最里面，摸到一个硬邦邦的纸角。
抽出来一看，是一个信封，牛皮纸的，口封着。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我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看，工商银行的，卡号多少我没记住。
卡面磨得挺旧，一看就是用了很久的。
这张卡不是我的。
老孙自己工资卡是农行的，我见过。
这张卡，我从来没见过。
我把卡揣进口袋，又继续翻那个抽屉。
翻到最后一双皮鞋的鞋盒里，发现一本行车记录。
我翻开来，上面记着一些数字，日期加金额，大概是保养和油费。
我翻了翻没觉得有什么，正要放回去，忽然看见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
抽出来一看，是张复印的保险单。
投保人孙志强，受益人黄妮娜。
险种是意外险，保额不高，二十万。
日期是今年年初，他替黄妮娜买的。
我盯着那张复印件，上面黄妮娜三个字印得清清楚楚，像是早就写好的一则告示，贴在我面前。
我坐在客厅地板上，手里拿着那张纸，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站起来，回卧室，打开衣柜下面的抽屉。
老孙有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穿了七八年了，袖口磨损得发白，他一直舍不得扔。
我摸了摸内袋，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
掏出来一看，又是一张银行卡。
工商银行的，跟信封里那张一模一样。
我拿着两张卡，坐在床边，拨通了银行的客服电话。
先报第一张卡的卡号，问能不能查余额。
客服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很客气地问我：“请问您是持卡人本人吗？”我说：“我是他妻子。”那边沉默了一下，说：“根据规定，持卡人本人才能查询账户信息，我们可以帮您办理挂失……”我说：“不用挂失，你能告诉我这个卡好不好用、最近有没有交易吗？”停顿了一会儿，客服说：“这张卡最近一笔交易是三个月前，存入三万元。
我挂了电话，又拨第二张卡。
同样的流程。
客服告诉我，这张卡近三个月有多次存入记录，金额从八千到两万不等，最近一笔是一个月前。
我让她帮我看看余额，她说规定不允许。
我只好作罢，把两张卡放在床头柜上，并排摆着，像两个哑巴。
中午，韩秀云下班回来了，带了一兜菜。
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问我怎么样了。
我把两张卡的事跟她说了，她皱着眉头：“这算什么？小金库？”我说：“不是小金库。这卡应该就是用来收钱的，他肯定经常往里面打钱。”韩秀云说：“打给谁的？”我说：“不知道。但一共两张卡，都是工行的。我怀疑另一张在他妈那里。”
下午，我去了婆婆家。
婆婆住在城西老菜场后面，一栋六层老楼的顶层。
她给我开的门，看见我，有些意外：“玉婧？你怎么来了？志强呢？”我说：“妈，他这两天没来吗？”她说：“没有啊，好些天没来了。你不是跟他住一块儿吗？”我没答，坐在她家沙发上，寒暄了几句。
趁她进厨房泡茶的工夫，我瞥了一眼她放在电视柜上的钱包。
我没动，但看见了里面露出一角，隐约是一张工行卡的边儿，跟老孙棉袄里那两张一模一样。
婆婆端着茶杯出来，看见我在看她的钱包，愣了一下，把钱包合上了，笑着说：“你看我，老糊涂了，东西乱放。”我说：“没事，妈。”她坐下来，问我：“你找志强？”我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这两天他手机打不通，有点担心。”婆婆说：“他生意忙，有时候开会开一整天，手机静音。你别急，晚上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点了点头。
从婆婆家出来，天已经擦黑。
路灯还没亮，老菜场的摊位上有人在收拾剩菜叶子。
我站在楼底下，抬头看了看婆婆家那扇亮着灯的窗户，心里忽然泛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
她一定知道些什么。
但她说还是不说，那是她儿子的事，她自有她的天平。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掏出手机翻了翻。
看到女儿晓雯的微信头像，是她在食堂吃饭的自拍，碗里红烧肉堆得老高。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钟，打了一行字：“最近钱够花吗？”没发出去。
想了想，删掉了。
又打了一行字：“妈妈给你打了两千块钱，记得收。”还是删了。
最后，我什么也没发，把手机锁了屏，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车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从眼皮底下闪过，本来想数的，数到第七盏就乱了。
04
晚上回到韩秀云家，我坐立不安。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那两张卡、保险单、婆婆钱包的边角。我总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
洗完澡，换上韩秀云给我找的睡衣。
她坐在客厅看电视，我走进她房间，随口问了一句：“秀云，你家里有碎纸机吗？”她头也不回地说：“没有。要那玩意儿干什么？你扔什么？”我说：“不扔什么，就是随口一问。”
我回到次卧，关上门，坐在床上。
手机又拿起来，翻到老孙的微信朋友圈。
三个月前，绿萝照片，从头再来。
我又翻到更早的，去年冬天，他发了一张工地上的照片，配文：今年不容易，明年好好干。
再往前，前年，他发了一条：给闺女攒学费，再累也值。
我一条一条往下翻，全是些半真半假的话。
忽然，我的手指停住了。
前年九月份的一条朋友圈，照片是在一家饭店拍的，桌子上摆了一桌菜，旁边坐着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男人，我认识，是老孙的老同学，叫方军，以前来过我家吃饭。
就是那条朋友圈，让我想到一件很久远的事。方军好像是做什么生意的，跟老孙有过来往，说不定他知道点什么。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找了半天，方军的号码还存着。
我犹豫了一下，拨了过去。
响了四五声，接通了。
那边声音有点嘈杂，像是饭店里：“喂？哪位？”
我说：“方军吗？我是孙志强的爱人，孙玉婧，你上回来我家吃过饭的。”
他愣了一拍：“哦，嫂子。有什么事？”
我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见着老孙？”
他那边沉默了一下说：“嫂子，不瞒你说，我也在找他。他欠我那十五万，说好上个月还的，人到现在没影儿。”
我的脑子里“嗡”了一声。
方军又说：“嫂子，你要是见着他了，你跟他说一声，我不催他，但总得给个话吧。这么多久没消息，我这边也不好交代。”
我说：“我知道了。方军，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一会儿：“上个月中旬吧，他约我吃饭，说有一笔大单子，马上就能回款。但他当时状态不太对，话比以前多，还老叹气。”
我说：“他还说了什么没有？”
方军那边安静了几秒，像是在回忆：“嫂，我不知道这事儿该不该说。上个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提了一句，说要是哪天他出了什么事，让我多照应你一下。我当时还笑他: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说这种话干什么？他也没多解释，就笑了笑，把酒喝了。”我捏着手机，指节发白。
方军又说：“嫂子，这些话我本来不想说的。但你打电话来了，我就多一句嘴，你该留个心眼儿。”
我谢过他，挂断电话，坐在床边，半天没动。他让方军照应我，却又转走了我所有的钱？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想不通，索性不想了。
我拨通了刘智渊的电话。
刘智渊是我高中同学，自己开了一家律所。
我跟他不算熟，但办了这么多年事，他的号码我一直存着。
电话响了三声，他接起来：“哪位？”我说：“刘智渊，我是孙玉婧。你还记得我吗？”他说：“记得，老同学了。怎么了？”我说：“我想咨询一个事，我老公把家里存款全转走了，人消失了，我报了警。但现在有些问题，我想找个律师帮我捋一捋。”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样吧，明天上午你带材料来我事务所，我当面给你看。别急。”我应了一声好，挂断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我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三十七分。
从昨晚半夜醒来到现在，二十几个小时，我没有合过眼。
但我不困。
脑子里一直在转，停不下来。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客厅。
韩秀云还在看电视，看的是个相亲节目。
她看我过去，抬了抬下巴：“怎么了？睡不着？”我说：“秀云，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她看了我一眼：“你希望他回来吗？”我没回答。
她关了电视，拍了拍身边的沙发：“坐过来，跟你说个事。”
我坐过去。
她说：“你知不知道，上个月十七号，我在菜市场碰见黄妮娜了？”我摇头。
她说：“她当时跟一个女的在买菜，两个人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关系蛮好。我多看了一眼，因为那女的我以前见过，是老孙他妈。”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是说，黄妮娜跟婆婆一起买菜？”韩秀云点头：“我当时也没多想，还以为她们是碰巧遇上，一块儿结个账。但你今天说的事，我越琢磨越不对。你婆婆如果跟黄妮娜走得那么近，她知道的事，恐怕比你多得多。”
我坐在沙发上，头顶的灯泡嗡嗡响，像一只苍蝇绕着飞。
我没有说话。
韩秀云也没再说话，伸手拍了拍我的膝盖：“行了，别想了。睡觉吧，明天还有仗要打。”我站起来，回了次卧。
关上门那一瞬间，我听见窗外有风吹过，把楼道里的旧铁门吹得咣当响了一声。
然后一切安静下来了。
我躺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复闪过那晚银行短信上刺眼的数字。
八十三万六。
那是我全部的积蓄，也是晓雯的学费。
老孙把这些钱带走了，连同我自己，也没剩下。
我翻了个身，又翻回来。最后还是睡着了。没做梦。
05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那本旧账本和所有打印好的银行流水，去了刘智渊的事务所。
事务所不大，临街二楼，推开门就闻见一股咖啡混着打印纸的味道。
刘智渊坐在办公桌后面，五十出头，头发有点白，戴着黑框眼镜。
他看见我，站起来：“来啦，坐。”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他桌上。
银行流水、保险单复印件、两张银行卡的照片、老孙公司遗留的客户名单、我手写的这些年他从家里拿钱的记录。
刘智渊一样一样看，看得很慢，看完也不说话。
他捻了捻那几张流水，抬起头：“八十三万六，对吧？”
我说：“对。”他说:“收款人黄妮娜，你确认认识这个人？”
我说：“认识。她是我老公公司里的出纳。”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手指头敲了敲桌面：“你老公跟她什么关系？”
我没有立刻回答。停顿了一下：“你说呢？”
他没再追问，把材料收拢，整整齐齐地叠好，推到一边：“行，这个案子我接了。我先跟你说明白了，这种事处理得好，叫职务侵占，够判几年的。处理不好，他就咬死了说是夫妻共同财产，账目搅浑了，最后可能就只是民事纠纷。”
我说：“他就不是个好人，我不相信他能干出什么好事。”
刘智渊点了点头：“那你现在最想保的是什么？”我说：“房子不能动，晓雯的学费不能动。”
他说：“行，那我明白了。”
我正要站起来走，他忽然又说了一句：“你昨天说，他欠了不少外债？”我点头：“少说五十万，多的话可能不止。”
他说：“那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这笔钱被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些债主，可能也会来找你。”
我从刘智渊的事务所出来，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起来，是一个男声：“喂，是孙玉婧吗？我这边是城东派出所。”
我说：“我是。”
他说：“你昨天报的案有进展了。我们根据银行那边的信息和你们小区门口的监控，大概锁定了你丈夫的行程方向。他前天凌晨三点多开车出的城，往北边走的。同车还有一个人，监控里看不太清楚，但能看出是个女的，穿红色外套。”
我握着手机，指尖有点发麻：“那能查到他们去哪里了吗？”
他说：“正在查。他们走的省道，不是高速，可能是为了躲监控。我们会继续跟进。”
我说：“好，辛苦你们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风吹过来，带着尘土的味道。
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很大，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那辆黑色的商务车，凌晨三点，往北走。
他连高速都不敢走，说明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回到了家。
家里还是那副空荡荡的样子，窗帘半拉着，客厅的光线暗沉沉的。
我没有开灯，径直走进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里面躺着一个旧铁盒子，盖子生锈了，上面印着一朵红牡丹。
那是晓雯小时候装糖果用的盒子。
我打开盖子，里面放着一把钥匙，很小的那种，铜黄色的，我从来没见过。
钥匙圈上缠了一截透明胶带，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字：陈。
我翻来覆去看了看，想不起来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用的。
我把钥匙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塞回抽屉深处。转身出门，打车去了不动产登记中心。
我拿着房产证，问窗口的工作人员：“我想查一下，这套房子有没有抵押或者过户的记录？”
工作人员在系统里查了查：“目前没有抵押记录，产权人是你，没有变动。”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别人想拿这套房子去办贷款，是不是必须我本人到现场？”
他说：“对，必须产权人本人签字，带身份证原件和房产证原件才能办。”
我点了点头，收起房产证，走出大厅，站在台阶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房产证在，房子还在我名下。他没能把房子也一并搬走。这就好。
但我也知道，这只是第一道坎儿。
走出不动产中心，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一个陌生手机号。
我犹豫了一秒，接起来。
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带着哭腔：“是，是嫂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