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9日，云南景洪纳新宾馆，一间普通客房里，邓文斌正和两名同伙研究新式门锁。几分钟前，他们还在盘算下一步行动，门外却已布满武警。房门被撞开时，三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便被按倒在地。
这次抓捕并非偶然。此前，邓文斌曾在景洪留下踪迹，警方还掌握了他使用假证件登记住宿的线索。第一次围捕时，他察觉异常，从宾馆后门逃走，甚至越过边境。谁也没想到，他很快又返回景洪，重新住进同一家宾馆。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这类想法，正是他长期躲避追捕时形成的习惯。可他忽略了一点，警方已经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经过周密布控，抓捕人员没有贸然行动，直到确认其同伙在场，才实施突袭。
押送途中，邓文斌还试图打开手铐逃跑，被及时发现后重新加戴了脚镣。两天后，他开始交代犯罪事实。这个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最终并没有把本领用在正途上，而是把射击、驾驶、侦察和反侦察能力，变成了犯罪工具。
邓文斌出生于1967年，湖南祁东人。年轻时性格强悍，喜欢争斗，家人很难管束。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标准件厂工作。那份朝九晚五的生活，在他看来既单调，收入也无法满足花销。
后来，他报名参军，凭借身体素质进入空军部队服役。训练期间，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射击、驾驶等科目表现突出，曾接受较系统的特种作战训练。退伍后，他重新回到工厂，却始终觉得“有力无处使”。不得不说，退伍后的失落感只是诱因，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对不劳而获的迷恋。
起初只是偷自行车。第一次得手后，几天没有出事，他便把侥幸误认为本事。随后，他把目标盯上了枪支。1990年，祁东二中保卫科被盗，两支步枪、两支手枪和十余发子弹失踪。多年后，邓文斌承认，这起案件正是自己所为。
有了枪，他的胆量迅速膨胀。盗窃小货车需要人手，他便纠集胡国军、邹铁、谢爱民、张东明等人，形成分工明确的团伙。有人踩点，有人望风，有人销赃，邓文斌负责实施盗窃。据案件材料记载，该团伙曾在一年内盗窃货车一百余辆，并逐渐在多地流窜作案。
钱来得太快，危险也随之升级。1998年4月，邓文斌与李新春在广西南宁火车站物色目标，以赶往柳州办事为由，诱骗一名桑塔纳轿车司机上车。车辆行至柳州矿建公司附近，他借口下车，随后持枪向司机开枪，将其杀害并掩埋，汽车则被转手卖掉。
第一次杀人后，他躲在家中半年多。恐惧并没有使他收手，反而在金钱诱惑面前逐渐消退。之后，他们闯入祁东信用社一名负责人的住处，抢走存折、烟酒等物品。原本准备杀人灭口，发现屋内有涉及受贿的记录后，才暂时改变主意。
第二天，他们拿着存折取款时，发现警方已经守候在信用社。那名负责人选择了报警。邓文斌由此认定，受害者只要活着，就可能成为指认自己的证人。这个错误判断，使案件更加血腥。
不久，胡国军盯上了带着情人到祁东躲避家庭纠纷的张德海。酒局和娱乐场所成了套取信息的地方。张德海的情人酒后炫耀财产，透露二人带有大量存款。邓文斌等人将他们带到偏僻处，逼问密码后，仍将二人杀害，随后从多个存折中取走钱款。
赃款分配很快引发内讧。原本几十万元的存款，最终只取回一部分。邓文斌怀疑同伙私吞，便以喝酒为名将谢爱民灌醉，带到僻静地点审问。谢爱民不断辩解，邓文斌却没有给他活路。团伙内部至此不再是利益结合，而变成了彼此提防的亡命组织。
警方持续追查后，邓文斌逃往云南边境，并通过境外关系走私枪支。他很少公开露面，常用电话遥控团伙，自己往返老挝、缅甸等地。一次赌场抢劫计划因内应失踪而失败，国内的胡国军又被警方抓获。胡国军供述后，张东明等多人相继落网。
面对办案民警，邓文斌甚至打电话威胁：“给你十万元，能不能放人？”遭到拒绝后，他扬言报复，甚至策划袭击公安机关。威胁没有改变侦查方向，反而让警方进一步确认了其危险性。
这起案件牵涉人员众多，邓文斌被全国通缉十二年，最终在景洪落网。案发后，他及主要同案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他涉案人员分别受到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等惩处。曾经的军事训练、跨境藏匿和严密分工，都没能抵消连续犯罪留下的线索。那间宾馆的房门被推开时，所谓的“老大”身份，也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