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四川懋功一带，朱德坐在一座旧庙里编草鞋，陈赓站在门口，几次抬脚，却没有立即进去。屋里没有桌椅摆设，只有草绳、破布和几件晾着的军装。陈赓此行要谈的，并不是行军琐事，而是张国焘对自己的猜疑。
这场冲突的背景，要从红军翻越夹金山说起。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川西后，面对的并非单纯的军事阻击。夹金山海拔超过4000米，山路陡峭，空气稀薄，六月仍有积雪。部队从炎热地区转来，许多战士身上只有单衣，御寒物资严重不足。
当地老人曾提醒红军，山上天气变化极快，过了山口不能久留。老人说得带有民间传说色彩，但其中的危险并非虚构。高原风雪一旦袭来，人的体力会迅速下降，稍有停顿，就可能发生冻伤甚至牺牲。
陈赓负责带队时，想办法搜集酒水和辣椒。酒不够，便让人煮辣椒水，分给战士们暖身。这个办法谈不上周全，却是当时条件下能找到的应急手段。红军没有充足的棉衣，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寒装备，只能靠组织力和意志硬闯过去。
上山之后，天气由晴转阴，风越来越急。陈赓腿部有伤，行动本就不便，仍拄着拐杖走在队伍中间。他不时停下来查看伤员和掉队人员，催促大家缓慢前进，不能为了赶路把人落在雪山上。
“累不累？”
“不累！”
回答声传开后，很快被风雪撕碎。这样的问答，不是为了证明战士真的不累，而是为了稳住队伍的情绪。越是艰险处，指挥员越不能让恐慌蔓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两支部队终于相遇，表面上是胜利后的会合，实际上也带来了指挥关系、部队作风和过去旧事的交错。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对两支部队都有了解，因此常被叫去沟通情况。
有一次，张国焘询问两军有何不同。陈赓起初用“大脑袋”“小脑袋”打趣，张国焘没有笑，继续追问。陈赓被逼得没法，只好直说：两支部队都能打仗，但在组织纪律方面各有特点。
这句话并不算客气。更早以前，陈赓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就曾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提出过不同意见。旧日分歧没有真正消失，到了两军会师之后，反而因为彼此接触增多而重新浮出水面。
红军随后继续北上，经过草地。行军困难、粮食短缺和内部关系，使部队领导之间的处理方式格外重要。陈赓对张国焘心存不满，朱德却看得更远。他知道，红四方面军有大批指战员，任何公开冲突，都可能扩大为两支部队之间的裂痕。
庙里那次谈话，陈赓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他认为有人不正派，喜欢冤枉好人，不应掌握红军领导权。朱德没有顺着他的情绪说下去，只是编着草鞋，平静劝道：“现在大敌当前，必须讲团结。”
陈赓反问：“连这样的事情，也要讲团结吗？”
朱德放下手里的草绳，说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同样是红军的骨肉，不能因为领导之间有矛盾，就把部队推向对立。朱德还提醒陈赓，性子不能太急，处理问题要服从组织安排。
随后，朱德带陈赓去见张国焘，并提前要求他不要冲动。谁也没有想到，谈话刚开始，气氛便迅速紧张起来。陈赓想说明自己的革命经历，张国焘却让他去找组织部门，甚至使用了“自首”这样的说法。
陈赓当即愣住。他参加革命多年，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也曾被捕入狱，后来设法脱险。这样的经历本来是革命履历的一部分，却在猜疑之下被重新解释。
张国焘随即指责他是国民党暗探，追问他为何能从监狱出来。陈赓性格直烈，听到这句话后十分恼火，立刻反问张国焘自己当年坐牢出来的事情。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话锋越来越尖。
朱德见争执将要失控，突然严厉喝道：“陈赓，你没有组织纪律！”
这句话并不是替张国焘作证，也不是认定陈赓有问题，而是要立即截断争吵。陈赓这才想起进门前答应过朱德的话，只得压住火气离开。朱德随后让他回去写检讨，先把个人情绪放到一边。
据相关回忆，陈赓离开后，张国焘曾对朱德表示，不要再带来“干扰方向的人”。话说得很重，却也说明双方矛盾已经不只是一次口角。朱德当面批评陈赓，实际上是在避免他继续陷入冲突；让他写检讨，也是把私人争执重新纳入组织程序。
陈赓没有被当作敌人处理，张国焘的怀疑也没有因此变成事实。那场谈话留下的，恰恰是长征途中一种极难处理的矛盾：部队需要团结，领导之间却存在信任裂缝；个人必须坚持原则，但表达方式又不能突破组织纪律。巍巍雪山能够翻过去，内部关系的险处，却不是靠一根拐杖就能走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