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上海一间报馆里，17岁的张廉云从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张自忠战死的消息。她先是不敢相信，随后反复读了几遍。父女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时的张廉云还在求学，远离战场，也无法知道父亲正经历怎样的生死关头。日军电台先行播报消息，重庆方面一度要求第五战区核实，因为战时常有假消息扰乱军心。直到5月18日，李宗仁确认张自忠于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一带殉国，噩耗才真正落定。
张自忠牺牲时，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前，他曾参加临沂、徐州、随枣等地作战，长期率部与日军鏖战。作为高级将领，他本可以处在相对安全的位置，却在南瓜店战斗中坚持留在前线指挥，最终与部属一同战死。
对张廉云而言，父亲并不是照片里那个被后人反复讲述的抗战名将，而是一个话不多、性情沉稳的家人。她记忆中的张自忠身材挺拔，神情严肃，治军尤其严格。部下私下称他“张扒皮”，并非说他刻薄，而是形容他对训练和军纪毫不放松。
这种严厉背后，也有细密的人情。1937年，部下韩德元患肺病在山中疗养，张自忠专程前去探望，还带上了张廉云。那次留下的合影，成为父女之间唯一保存至今的照片之一。照片中的张自忠神色端正，女儿站在身边，战争的阴影尚未完全显露。
1937年9月，北平局势恶化，张自忠经友人帮助离开北平，转赴天津。临行前，他回家停留了大约两个小时，把家中事务托付给弟弟张自明，又给张廉云和几位堂姐妹分了些钱，作为日后出嫁的用度。
“以后家里的事，就交给你叔叔了。”
这句话当时听来普通，14岁的张廉云却隐约感到不安。夜里十点左右，父亲换上长袍，重新走向战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相聚，竟成了父女诀别。
1940年4月20日，张自忠曾写信告知家人，原定的见面安排推迟一个月。张廉云一直等着那一天，距离约定时间只差几天，父亲却在战斗中殉国。多年以后，她仍把这次错过视为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张母在得知噩耗后身体迅速恶化，不到两个月便病重。弥留之际，她反复念叨：“师长回来了。”张廉云后来回忆，母亲始终没有走出失去丈夫的痛苦。父母相继离世，也迫使这个年轻姑娘很早承担起生活的重量。
她并没有停留在悲痛之中。叔叔张自明照料她继续求学，后来张廉云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之后投身民主党派事务，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多年，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她的人生道路，和父亲截然不同，却同样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父亲用军人的方式守卫山河，她则通过教育、档案和社会工作，保存一段不能被轻易遗忘的历史。
张廉云对父亲的记忆，不只来自战场。她曾讲过，父亲回乡时遇到老剃头匠周易祥，总要握手问候。村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王长法，年轻时曾在张家做佃农。有一次老人掉进粪坑，张自忠没有嫌脏，直接下去把人架了出来。
“王二哥，年纪大了，有难处就去找老七。”
所谓“老七”，就是他的弟弟张自明。一个人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在乡亲面前却愿意伸手相助，这种反差，构成了张廉云记忆里最真实的父亲。
1998年，张廉云将家中珍藏的部分张自忠资料捐给北京市档案馆，其中包括《张上将自忠画传》和《张上将自忠纪念集》。这些材料有照片、祭文、悼词，也有亲友和部属留下的回忆。她说，保存资料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希望后人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张自忠。
此后，她仍长期关注父亲旧部和相关史料。采访中，年过90的张廉云思路清楚，能够准确说出一些老部下的姓名和居住地，也能讲起湖北宜城、重庆北碚、山东临清这三个与父亲密切相关的地方。
2010年5月16日，重庆北碚梅花山举行纪念张自忠殉国70周年活动，张廉云带着家人参加。到2020年，她已97岁，仍能谈及父亲的经历、家族保存的文献，以及那张唯一的父女合影。只是后来年事渐高，她逐渐减少接受采访，把更多时间留给安静的生活与史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