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陈毅元帅追悼会即将开始。礼堂布置得十分简朴，前来悼念的人也比往常少了许多。周恩来正在处理会务，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亲自前来。这个消息，让现场气氛顿时变得格外凝重。
毛泽东抵达时，穿着便服，身体也显得疲惫。他走进礼堂后，没有急着落座，而是慢慢看过一幅幅花圈和挽联。走到一副鸟篆体挽联前，他停住了脚步。
那副挽联写道：“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字势奇崛，气魄雄浑，既有古意，又有强烈的时代感。毛泽东读完，目光落在落款上，随即问陈毅夫人张茜：“这副挽联是谁写的？人来了吗？”
张茜答道：“是张伯驹写的。他和陈毅是朋友，只是这次没有能够到场。”
毛泽东听后追问缘由。张茜说明，张伯驹夫妇当时被安排到吉林，后来因当地无法接收，只得返回北京，住房、户口和工作都没有着落。毛泽东沉默片刻，转身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件事要过问，不能让人说共产党过河拆桥。”
一句话，改变了张伯驹夫妇当时的困境，也让这副挽联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张伯驹究竟是谁？为何能得到毛泽东如此评价？
民国时期，社会上曾把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张孝若并称为“四公子”。他们大多出身显赫：袁克文是袁世凯之子，张学良是张作霖之子，张孝若的父亲是实业家张謇，张伯驹则与清末大臣张镇芳关系密切。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幼年时，他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曾任河南都督，也是当时颇有实力的人物。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可以让张伯驹顺着家族安排走仕途，但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不热衷官场，却把大量精力放在书画、碑帖和古籍收藏上。为得到珍贵文物，他甚至变卖家产。有人讥讽他挥霍家业，称他“败家”；他却不作解释，仍旧四处搜求。
张伯驹看重的，不是藏品能卖多少钱，而是它们能否留在中国。西晋陆机《平复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以及黄庭坚书法作品，都是他冒险保存下来的重要文物。其中一些藏品，曾经历战乱、转手和高价竞逐，若无人出面保护，后果很难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大量珍藏捐献给国家，许多作品后来进入故宫博物院。面对有关方面提出的经济奖励，他没有接受。据相关回忆，他曾表示，文物不能只留在私人手里，能够交给国家，才算有了长久的归宿。不得不说，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轻松。
陈毅同样爱好诗歌和书法，对传统文化有较深修养。1957年，张伯驹参与明清书画展的筹办，陈毅参观后对展览评价很高，并邀请他到家中交谈。陈毅说：“这个展览办得有意义。”张伯驹则回答：“我一直很喜欢您的诗。”一位是驰骋疆场的将领，一位是守护文脉的收藏家，两人的交往由此加深。
1958年以后，张伯驹受到批评和审查，陈毅曾设法为他安排到吉林工作，希望他暂时离开复杂环境。两人身份不同，所处领域也不同，但彼此都明白，对方做的事情有价值。陈毅欣赏他的文化担当，张伯驹也敬重陈毅的坦荡与仗义。
陈毅逝世后，张伯驹悲痛难抑，写下那副气势沉雄的挽联。“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写的是陈毅的军旅功业和地方情怀；“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则是对其一生为国工作的概括。文字没有一味哀叹，而是把个人悼念放进国家大局之中。
追悼会后，张茜还将陈毅生前使用的一副围棋送给张伯驹。睹物思人，张伯驹久久不能平静。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文字中写道：“五七年与公一晤，觉公如冬日可爱，至今耿耿难忘。”这句话很短，却留下了两位老人之间最直接的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