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美国华盛顿白宫，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此时，越南军队已经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中国是否会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成了会谈中无法回避的话题。
卡特并非不了解战争代价。美军在越南长期作战后，于1973年撤出，南越政权也在1975年垮台。对美国人而言，越南北部的山地、丛林和复杂地形，足以把一场短期行动拖成长期消耗。
据当时的会谈记录和相关回忆，卡特对中国可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抱有疑虑。他担心战事扩大，也担心苏联借机介入。美国刚从越南战争的阴影中走出，自然不愿看到东南亚再次燃起战火。
邓小平的态度却很明确。他并没有把这次行动说成一场长期战争，而是强调，中国要让越南承担侵略柬埔寨、不断挑衅中国边境的代价。邓小平对卡特说：“我们要给越南一个教训。”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却不等于盲目自信。邓小平清楚，解放军多年没有经历大规模现代战争，指挥体系、武器装备和协同能力都存在问题。越军则刚结束长期战争，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轻易击败的对手。
越南的底气，来自它在印度支那地区积累的军事力量。1975年西贡陷落后，越南迅速把注意力转向西南和北部边境。黎笋集团试图建立地区主导地位，先后深度介入老挝事务，又在1978年12月大举进攻柬埔寨。
12月25日，越军向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越南由此控制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却也把自己推到了地区矛盾的中心。中国认为，越南的扩张已经同边境袭扰、排斥华侨等问题连在一起，不能继续放任。
中越边境的地形，也让这场行动极其棘手。广西方向山岭密集，道路狭窄，村镇和高地交错。越军长期经营边境，在高平、谅山、老街等方向修筑工事，部署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形成了层层依托的防御体系。
但越军的部署也有一个明显弱点：它的精锐力量被分散在柬埔寨战场，北部防线虽然工事较多，却并非处处坚不可摧。越军原本更习惯主动出击，部分纵深阵地准备不足。一旦边境上的据点被同时突破，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容易中断。
解放军没有把战役目标定为占领越南，更没有打算一路推进到河内。中央军委确定的任务，是摧毁越军北部重要军事设施，打击其主力，迫使越南收缩扩张态势。目标有限，反而使行动边界更加清楚。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东线以广西方向为主，西线则从云南进入越北。参战部队依托炮火、装甲车辆和步兵协同，向高平、同登、老街等地展开攻击。
越军依靠山地和工事顽强抵抗，战斗并不轻松。部分据点被反复争夺，部队推进速度也受到道路和后勤限制。解放军采取分割包围、迂回穿插等办法，尽量避免在坚固阵地前进行单纯消耗。
高平方向的战斗尤其能说明问题。越军原先试图依托北部据点牵制解放军，再利用纵深部队实施反击。解放军突破外围后，并未完全按照越军预设的方向推进，而是切断若干据点之间的联系，使其难以形成合力。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胜负并不只由武器性能决定。越军拥有较强的单兵作战经验，解放军则依靠规模、组织和持续补充能力。双方各有所长，真正决定战局的，是谁能把局部优势迅速转化为整体主动。
2月中下旬，解放军相继攻占高平、同登等重要目标。谅山方向的战斗较为激烈，越军试图凭借接近河内的地理位置稳住阵脚。解放军推进至既定区域后，开始有计划地撤回。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3月16日，参战部队基本返回中国境内。战事持续时间不长，却迫使越南同时面对北部压力和柬埔寨战场的长期消耗。越南原本想凭借军事扩张巩固地区地位，结果反而陷入两线作战。
邓小平所谓“胸有成竹”，并不是认为越军不堪一击，而是对战争的政治目的、军事限度和退出条件有较清醒的判断。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提醒他，不能陷入无止境的占领战；越南自身的扩张，则提供了中国采取行动的理由。
1979年的这场战争没有改变越南政权，却打破了越南“地区军事强国”的自我判断。此后多年，越军继续在柬埔寨作战，经济建设承受沉重负担，苏联援助也难以填补长期军事支出的缺口。战争的余波，远比边境上的炮声持续得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