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中南海门前，一名身穿军装的少将被警卫拦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他身上带着枪。警卫按规定办事，来人却没有争执，只说明身份，要求面见毛主席。消息传进去后，毛主席很快认出了这个名字：“是李治同志？别说带枪，带刀子也让他进来。”
这句话背后，并不是普通的熟人交往，而是一段从中央苏区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情谊。李治不是以冲锋陷阵闻名，却在战火中用医术救下许多重要干部和普通战士，也因此成为红军医疗战线的重要人物。
李治189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家中经营木材生意。1924年，他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南昌开设诊所。凭借专业能力，他后来被安排到国民党军队担任军医。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张辉瓒部被红军击溃，李治也随之被俘。
红军得知他有医学专长后，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俘虏处理，而是邀请他参加红军医疗工作。李治经过观察和思考，接受了这一安排。1931年2月，毛主席到红军总医院看望伤员时，注意到这位刚来不久的医生。
贺诚向毛主席介绍了李治的情况。毛主席听说他是永新人，便以乡土关系拉近距离。李治原本有些拘谨，几句话过后，气氛便松弛下来。毛主席还叮嘱身边同志，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多关心这位新同志，让他安心工作。
李治没有把这份信任停留在口头上。他很快投入救治伤员的工作，既处理外伤，也研究战地条件下的简易治疗方法。由于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其有限，医生往往要用有限材料完成复杂救治，判断力和胆量缺一不可。
长征途中，李治承担干部休养所的医疗任务。一次部队行至云贵交界地带，敌机突然袭来，队伍来不及完全疏散。贺子珍为掩护一名受伤干部而负伤，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昏倒在地。
李治赶到后，先判断她的脉搏和呼吸，再逐处检查伤口。他让护士协助固定伤者，自己用探针和镊子清理弹片。没有充分麻醉条件，手术只能依靠伤者的意志硬撑。贺子珍疼得满头大汗，李治一边处理伤口，一边不断安慰她。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赶来看望，详细询问伤情。李治告诉他，只要控制住感染，恢复仍有希望。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贺子珍的治疗，就交给你了。”这份托付，让李治更加谨慎。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设法改善伤口护理，贺子珍后来逐步脱离危险。
李治还曾参与救治周恩来。长征期间，周恩来患急性肝脓肿，医疗条件十分艰苦。李治提出穿刺引流的办法，并向有关方面说明风险。邓颖超得知手术没有麻醉条件，十分难过；周恩来却坚持配合，忍受剧痛完成治疗。术后，李治又设法寻找草药辅助调养。
救治别人时果断，自己患病时却没有特殊待遇。红军到达陕北后，李治因感冒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几度陷入昏沉。毛主席前去看望，还让人送来鸡蛋，并留下话：“李治同志不能死。”等李治病情好转，才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件事。
抗战时期，李治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保健科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他常劝大家注意休息，可工作一忙，窑洞里的灯经常亮到深夜。有一次，他给毛主席送药，见对方埋头读书，只能轻声提醒。毛主席这才放下书，笑着说：“对不起，看书看得什么都忘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治被调往南京，参与筹建军事学院的卫生工作。1950年，刘伯承主持创办军事学院，学校缺少医疗器材和经费，卫生部门的工作难以展开。李治几经商量，决定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困难。
于是便有了中南海门前那一幕。李治身为军人，按规定携枪出行，却因此被警卫拦住。毛主席听说来人是李治，立即让他进门。会谈中，毛主席谈到创办军事学院的必要性，认为军队干部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还要补足理论和文化知识。
李治起初只谈工作，迟迟没有开口要钱。毛主席主动问还有什么困难，他才说明医疗器材不足。李治提出需要三千万旧币，毛主席听后表示再增加一个零。谈话结束时，还留他吃饭，并让他今后有困难可以直接来反映。
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并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习惯，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建设和干部保健上。对这位从战地医院走出来的军医而言，中南海门前那把没有卸下的枪，只是军人身份；真正让毛主席破例相迎的，是几十年风雨中积下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