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诺贝尔奖将在10月5日至12日陆续开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依次揭晓。
今年有两大看点，一是诺奖奖金上调，二是在全球各大预测榜单里，三位华人科学家成为热门候选，引发全网期待。
这3位科学家分别是谁？他们都有着怎样的成就？
开奖前夜，热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接着是物理学奖、化学奖，一周之内全部颁完，今年奖金涨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815万人民币，比去年多了68万。
消息传回国内，讨论量不如一条明星八卦，而今年预测榜单上，有三个华人科学家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薛其坤、刘如谦、卢煜明。
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三个领域，三条完全不同的路，其中薛其坤为中国科学家，刘如谦、卢煜明是海外华人科学家。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在等待诺奖公布，却很少问一句，那些被纳入预测榜单的研究者，平时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三个人的研究，我用大白话给你讲清楚，先说薛其坤，他的成果叫“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名字拗口。
霍尔效应是1879年发现的，电流在磁场中会偏转，在导体两侧产生电压。
后来人们发现，在极强磁场和极低温度下，这个效应会“量子化”，电压变得极其精确，像台阶一样，但条件太苛刻了。
十几万高斯的磁场，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普通实验室根本做不到，薛其坤团队做的事情，是让材料自己产生磁性，不需要外加磁场，也能实现量子化。
2013年，他们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了这个效应，杨振宁当时的评价是，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这个成果的意义在哪？未来的电子器件，如果能利用这种效应，功耗可以大幅降低，发热问题也能从根本上缓解。
量子计算里的一些难题，也可能因此找到新路径，薛其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们团队做那个薄膜材料，用了四年多时间，反复尝试了上千次，四年就为了一个实验。
再说刘如谦，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海外华人科学家，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了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技术。
传统CRISPR像一把剪刀，把DNA剪断，然后让细胞自己去修复，但剪断之后怎么修，细胞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按你希望的方式修。
而且刘如谦的思路不一样，他不用剪刀，而是像用橡皮擦一样，直接把错误的碱基“擦掉”，改成正确的，这就是碱基编辑。
先导编辑更进一步，可以插入、删除或替换更长的DNA片段。
博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他个人至少已有28项采用碱基编辑或先导编辑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至少10项已报告结果。
这意味着他的技术已经不在论文阶段，而是在病人身上验证，我觉得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很多基因编辑技术停留在论文里，停留在细胞实验里，但刘如谦的技术已经走进了临床，最后说卢煜明，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海外华人科学家。
1997年，他发现孕妇血浆里存在胎儿的游离DNA，这个发现直接催生了无创产前检测技术，抽孕妇一管血，就能筛查胎儿染色体异常，不用做羊水穿刺。
因为羊水穿刺有流产风险，很多孕妇不敢做，NIPT出来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这项技术在全球60个国家被采用，准确率超过99%。
有人可能会问，卢煜明1997年的发现，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诺奖怎么还没给？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奖金涨了68万，但真正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2026年诺奖奖金涨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815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但诺贝尔1900年设立基金会时，遗产总额是3100万瑞典克朗。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奖金从最初的15万涨到今天的1200万，靠的是投资运营，诺奖奖金本身就是一笔“长期投资”的结果。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占R&D经费比重7.08%，连续七年保持6%以上，创下历史新高，7.08%是什么概念？
美国基础研究占比大约17%到18%，说白了就是欧盟15%以上，我们跟人家比，还有一倍多的差距。
而且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不到10%。美国大约35%，日本大约45%，这意味着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财政。
企业愿意投钱做产品开发，但不太愿意投钱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现”的基础研究，我觉得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企业要生存，要把钱花在能快速产生回报的地方，这是理性选择，但基础研究这件事，恰恰需要有人去做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
薛其坤2013年发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时候，谁能说得清它什么时候能变成产品？卢煜明1997年发现胎儿游离DNA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它今天能惠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孕妇？
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太长，长到很多时候超出了商业逻辑能承受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财政投入必须扛大头，但光靠财政也不够。
我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让企业愿意为基础研究掏钱，让社会资本愿意为“不确定”买单，让科研人员不用每年都在为下一个项目的经费发愁。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钱能不能“等得住”的问题，诺奖的时钟走得比我们想象的慢。
有研究者统计过，2011年到2020年十年间所有自然科学类诺奖得主，从发表原始论文到最终获奖，平均等待时间大约是28.6年。
屠呦呦1971年研发青蒿素成功，2015年拿到诺奖，等了44年，2024年化学奖颁给了AlphaFold相关研究，从论文到获奖只用了四年。
但仔细看，霍普菲尔德网络发表于1982年，反向传播算法发表于1986年，委员会奖励的，其实是四十年前打下的地基。
薛其坤的成果，到今年十三年，刘如谦的碱基编辑研究，到今年十年，卢煜明的发现，快三十年。按诺奖的节奏，都在窗口期内。
但“在窗口期内”和“今年就获奖”是两回事， 引文桂冠奖被叫做“诺奖风向标”，自2002年设立以来确实有89位得主后来拿了诺奖。
但反过来看，也有大量引文桂冠奖得主至今没等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风向标是风向标，风什么时候吹过来，谁也说不准。
两种声音
我个人的判断是，今年三位华人科学家同时出现在各大风向标榜单上，这件事本身的信号价值，可能比“今年能不能拿奖”更大。
它说明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持续投入，开始进入收获期了，但这个收获期能持续多久，取决于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继续种树。
而且每年诺奖季，国内舆论场都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今年有没有华人科学家获奖”，另一种是“别老盯着诺奖，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但我觉得都差点意思，第一种声音背后，是一种朴素的期待，华人科学家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当然值得高兴。
这种期待本身没问题， 但第二种声音里藏着一种焦虑，我们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体系了？
我觉得诺奖确实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唯一标准，但它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系。
你可以说它有自己的偏好，有地缘因素，有评审惯性，但不能否认它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权威性。
中国科学家频频出现在各大风向标榜单上，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我们的基础研究，正在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在某些方向上“领跑”。
但另一面也得承认，薛其坤的核心成果在中国本土实验室完成。
刘如谦、卢煜明两位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境外科研机构开展，卢煜明研发的NIPT技术商业化落地路径也高度国际化。
真正从“中国本土实验室”走出来、并最终拿到诺奖的，目前还只有屠呦呦一位。这不是妄自菲薄，是客观事实。
我觉得这种“就差一步”的感觉，恰恰是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差在人才，不是差在勤奋，甚至不是差在钱。
可能差的就是时间，让种子有时间长成大树的时间，让评价体系能容忍“慢”的时间，今年三位科学家同时出现在诺奖风向标上，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信号。
但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同时出现”不要被简单理解成“中国科学要爆发了”，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在基础研究上的持续投入，开始进入收获期了。
今年的奖金涨了68万人民币，但比奖金更重要的，是那些还没被看见的研究，能不能等到被看见的那一天。
薛其坤、刘如谦、卢煜明，三个名字，三条路，斯德哥尔摩的结果很快揭晓，但我更关心的是二十年后的诺奖预测榜单上，坐着的是谁。
你怎么看这三位华人学者的科研成果？长期投入基础研究有多难？我们该如何看待诺奖这一国际科学参照？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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