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山西大同以南，八路军第115师343旅的官兵正在向平型关方向疾进。队伍里没有喧闹，只有枪械碰撞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都清楚，这支部队即将迎来改编后的第一场硬仗。
343旅的底子很硬。它主要由红一军团部队改编而成，麾下第685团、第686团，都是红军时期久经战阵的老部队。后来，这两个团的团长杨得志、李天佑，以及686团副团长杨勇，先后成为开国上将；685团副团长陈正湘也成为开国中将。
偏偏是这样一支战功赫赫的队伍，旅长和副旅长却都没有等到1955年授衔。
原因并不在能力，也不是战场上的表现不足，而是命运没有给他们留下足够长的时间。
平型关战斗前，陈光曾对身边干部说：“这一仗，必须把部队的硬骨头打出来。”这句话并非豪言。1937年9月25日，343旅在平型关附近设伏，利用山地和道路条件，突然截击日军辎重部队，取得了八路军出师后的首次大捷。
战斗的意义，不只是歼敌数量，更在于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343旅又参加广阳战斗，在山西境内不断寻找有利战机。部队没有停留在一次胜利上，而是转入创建根据地、组织群众和反击扫荡的长期斗争。
陈光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1905年，他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参加农民运动，后在湘南起义中投身革命。早期战斗中，他多次负伤，却总能重新回到一线。
在中央苏区，他曾担任重要作战指挥职务。1933年，红军组建少共国际师，陈光出任师长，政委为肖华。面对一批平均年龄很小的战士，他重视训练和战场纪律，很快把这支年轻部队带成了能打硬仗的力量。
长征途中，陈光承担过先遣任务。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主力仍需迅速通过泸定桥。陈光率部急行军赶赴桥头，经过激战控制了泸定桥，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争取了关键通道。
抗战时期，他的职务不断变化。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陈光长期代理师长，率部转战山东，组织梁山战斗、陆房突围等作战，并在鲁南、鲁西地区推动根据地建设。可以说，343旅早期形成的战斗风格，与陈光敢于承担、善于机动有直接关系。
但陈光的性格也相当刚烈。战争年代，这种果断常常能够在危急时刻打开局面；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后，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工作分歧，却使他的处境逐渐变得艰难。1954年，陈光在武汉去世，年仅49岁，因此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
副旅长周建屏的经历，同样充满曲折。
周建屏1892年出生于江西金溪，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参加过护国战争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他身负重伤，与组织失去联系，曾辗转寻找队伍。重新接上关系后，他前往赣东北工作，参与创建红十军，并与方志敏等人并肩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周建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长期负伤和缺医少药，使他的身体留下严重隐患。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仍被任命为343旅副旅长，参加平型关战斗。
343旅分兵后，周建屏奉命开辟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他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军事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建立地方武装。山地交通困难，敌人封锁严密，许多工作只能在夜间完成。
有干部担心他的旧伤，劝他减少奔波，他回答：“部队刚起步，不能只顾自己。”这类话未必华丽，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凭借多年积累的威望，他把分散力量逐步凝聚起来，使第四军分区成为晋察冀边区较有影响的抗日根据地。
遗憾的是，长期伤病最终拖垮了这位老将。1938年，周建屏因旧伤复发去世，年仅46岁。彼时抗战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他没有等到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也没有等到人民军队后来建立完整的军衔制度。
343旅的特殊，正由此形成：旅部两位主要指挥员，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去世，一位牺牲于抗战初期；而他们麾下的团长、副团长，却在此后的战争中继续成长，最终成为开国上将或中将。军队建制可以延续，人的生命却无法重来。1937年那个秋天留下的番号，也因此连接起了红军、八路军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