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实施一年半了。2026年7月,人社部在例行发布会上明确表态:改革整体推进平稳有序,15年过渡期节奏不变,不存在暂停、暂缓或取消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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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盼着“叫停”的人,心里其实清楚这是不可能的。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它和另一组数字放在一起时产生的化学反应。

一本算得清、但很多人不愿意算的账

按照现行方案,男职工从60岁逐步延到63岁,女干部从55岁延到58岁,原50岁退休的女职工延到55岁。2026年退休的人实际只延迟了几个月——1966年1至4月出生的男性,退休年龄是60岁4个月。真正延迟幅度大的是70后末段和80后、90后群体。

但这些人距离退休还有很长时间,政策的适应空间也大。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很长时间”上。

看看另一组数字。2025年国家统计局报告的世代别人口统计中,1970年代出生人口约2.18亿,死亡人口约400万,死亡率1.83%。1980年代出生人口约2.23亿,死亡人口却跳到了1100万,死亡率4.93%。1990年代出生人口约2.11亿,死亡率2.84%。2000年代出生人口约1.59亿,死亡率1.26%。

80后的死亡率是70后的2.7倍,比晚生十年的90后也高出近一倍。40多岁的人,死亡率比50多岁的人还高。这不是统计学上的自然波动,是某种东西在系统中出了问题。

一个不常被提起的数字:健康预期寿命

202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十五五”期间要提高到80岁。这个数字每年都在涨,看起来是好事。

但世界麻醉学会联盟报告的中国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不足70岁。WHO的数据是68.5岁。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大约十年。

十年,什么概念?一个人平均在68岁前后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慢性病缠身、需要长期服药、行动受限,但死亡要等到79岁才来。这中间十年,是在“活着”和“生活”之间挣扎的十年。

对一个普通80后来说,退休年龄是63岁左右。健康预期寿命到68岁。满打满算,身体还撑得住的日子,比法定退休年龄多了五年。如果延迟退休继续往前推,或者健康预期寿命因为长期的过劳、压力、缺乏运动而进一步缩短,这五年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

领退休金和身体还能享受退休生活,是两件事。很多人正在把它们当成一件事来规划,这是个危险的误判。

35岁被嫌老,60岁还要干

延迟退休方案的设计本身不算粗糙。它给了一个前后各3年的弹性区间:社保缴满最低年限,可以自愿比法定年龄最多提前3年退休;到龄后想继续干,和单位协商一致最多延迟3年。提前退休养老金不打折。

这个设计的逻辑是:让身体不好的人早退,身体好的人晚退,各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但现实比这复杂得多。

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76%的基层劳动者希望退休政策向工龄倾斜,73%的体力工人坦言“年龄没到但身体已经扛不住了”。

这些人不是不想弹性,是没有弹性的资本。体力工人的身体损耗是累积的,40多岁腰和膝盖就出问题,50多岁已经很难维持高强度劳动。让他们“弹性提前退休”,前提是社保缴满了最低年限。而恰恰是这部分人,因为频繁换工作、失业、打零工,缴费年限最容易断。

更矛盾的是另一端。人社部2024年专项调查显示,25到34岁求职者平均获得面试机会的比例是38.7%,35到44岁群体骤降到12.4%。35岁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后薪资平均下降27.6%,是30岁以下群体的两倍多。

35岁找工作被嫌老,60岁还要继续干。这25年里,中间那段本该是收入最高、积累最厚的时期,反而成了职业最不稳定的阶段。一边是招聘市场的年龄歧视,一边是退休年龄的不断延后,这两件事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并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荒诞。

养老金池子里的钱,和领取它的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精算报告预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下降,到2035年耗尽。

2035年是什么时间节点?按现行退休年龄,1980年出生的人55岁,还在工作。1990年出生的人45岁,正在缴纳养老金。这个预测的潜台词是:80后和90后缴进去的钱,可能正好是在池子加速见底的时候。

官方对“耗尽”的口径做了解释。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上半年收大于支。中央财政2026年安排了1.25万亿元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耗尽”不等于“停发”。财政补贴和全国统筹调剂会兜底。但“兜底”的含义需要拆开来看:兜的是“有”,不是“够”。中央财政补进来的钱,维持的是基本发放的水平,不是让每个人都能拿到和缴费贡献相匹配的待遇。

更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现收现付制的本质是工作的一代人养退休的一代人。2026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其中20至35岁青年占比超过六成,青年群体断缴率达31.7%,灵活就业从业者断缴率更是飙升至38%。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2025年已达到2.8亿,2026年预计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这些人很多不是不想缴,是缴不起。福州一位1988年出生的外卖骑手,社保断缴一年了。他的说法很直接:“每个月赚的工资除去家庭日常开销、孩子上学费用后,几乎没有剩余。”

当缴费端的人在加速流失,支出端的规模在加速扩大,池子里的水位线就不是靠每年一两万亿的财政补贴能稳住的了。这个缺口最终要靠延迟退休来填,而承受延迟代价最重的人,恰恰是那些已经断缴、可能连最低缴费年限都凑不满的人。

一套精算体系,和它算不到的东西

如果只看数据,延迟退休是合理的、必要的、设计得也算克制的。但数据有一个系统性的盲区:它把每个人当成一个统一的、可预测的缴费单元,忽略了收入波动、健康状况、行业周期、地域差异这些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撑到退休”的真实变量。

一个在国企干了三十年的人,和一个送外卖、做直播、接零工、换过七八份工作的人,在精算模型里的缴费年限可能是一样的,但他们在现实中到达退休年龄的可能性完全不同。

一个在办公室坐了二十年的人,和一个在工地搬了二十年砖的人,法定退休年龄一样,但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远不止五年。

2025年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公告的不良债权数据里,14.78万债务人的平均年龄42.79岁,平均逾期天数1856天——超过五年。深圳一年内申请的1031件个人破产中,七成以上申请人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

这些人不是统计数据里的异常值。他们是精算模型里被平均掉的那部分。

延迟退休的政策设计者在做测算时,用的是全国统一的生命表和缴费数据。但生命表衡量的是死亡概率,不是一个人在60岁之前还有没有能力持续工作、持续缴费、持续活着。

一个需要诚实的起点

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了1.25万亿元用于养老金转移支付。这1.25万亿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现有的缴费收入不足以覆盖现有的支出。而延迟退休、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扩大灵活就业参保,这些政策组合的目标都是让缴费端多出一点、支出端晚出一点。

方向没问题。但每一个“多出一点”和“晚出一点”背后,都是具体的劳动者在承担。弹性提前退休需要社保缴满最低年限,而这恰好是灵活就业者最难满足的条件。体力工人希望按工龄退休,但按工龄退休需要财政能算清历史贡献的价值,而目前视同缴费指数的认定规则里,企业职工的工龄被统一压缩成1.0。

一个人从25岁工作到63岁退休,缴纳了38年的养老保险。但健康预期寿命告诉他,在68岁之后,他有十年时间是在疾病和失能中度过的。而在60岁到63岁这最后三年,他可能已经没有雇主愿意要他了。

这不是一个靠个人规划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设计需要诚实面对的问题:如果你让一部分人在身体还能工作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在身体已经撑不住的时候又退不了休,那么“熬到领退休金”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运气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