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上海一处隐蔽的地下交通点，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到组织人员面前。两个孩子衣着破旧，神情却截然不同：哥哥还能清楚应答，弟弟沉默寡言，目光常常停在远处。没人想到，这两个流浪儿，正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儿子。
毛岸青1923年出生。父亲长期奔走革命，母亲杨开慧则带着孩子辗转乡间。1930年，杨开慧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9岁。两个孩子也被关押过，后来在亲属和地下党组织帮助下获释，转移到上海。
上海并没有给他们安稳的生活。幼儿园解散、接应关系中断后，兄弟俩失去了固定依靠。卖报、捡烟头、做童工，能换来一点吃食的活，他们几乎都做过。那几年，他们住过破庙，也在街头挨过冻饿，少年生活被迫提前染上了成人世界的艰难。
毛岸青的身体变化，往往被认为与一次街头冲突有关。一天，他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遭到巡捕和特务殴打。伤势是否完全由这次事件造成，后来的叙述并不全然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长期流浪、营养不良和头部受伤，给他的身心留下了严重影响。
哥哥找到他时，毛岸青已经倒在湿冷的地面上。身边没有医生，也没有足够的钱，只能被送进破庙暂时照料。醒来后，他常常头痛，言语和情绪也逐渐出现异常。对一个年幼孩子而言，缺少及时治疗，后果往往比伤口本身更难挽回。
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重新找到兄弟俩，并设法把他们送往苏联。进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生活终于有了规律。两人学习都很刻苦，毛岸英后来回国参加革命工作，毛岸青则继续求学，并在东方大学学习。漂泊多年后，书本成了他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重要依托。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父子分别多年后重逢。毛泽东从他的来信中得知毛岸青的情况，曾写信鼓励小儿子继续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毛岸青回国后学习中文，还参加过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后来从事俄文翻译。那段时期，他的身体状况一度较为稳定。
变化发生在1950年冬天。毛岸英赴朝参战后，于11月25日在朝鲜战场牺牲，年仅28岁。这个消息对毛岸青打击极大。两兄弟从童年流浪到苏联求学，长期相依为命，哥哥不仅是亲人，也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撑。悲痛之下，他旧有的脑部疾病再次发作，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刘思齐等人考虑到苏联医疗条件较好，建议安排毛岸青前往疗养。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并通过书信持续询问病情，叮嘱他安心治疗，不要擅自改变医生的方案。毛岸青在苏联生活多年，接受过较长时间的治疗。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后，他回到国内，在大连继续疗养。
毛泽东对儿子的照料，多数通过工作人员和书信完成。警卫人员陪毛岸青散步、下棋，替他寻找俄文书籍；毛泽东则关心他的饮食、病情和婚事。1960年，毛岸青与邵华相识，二人通过书信逐渐熟悉，后来在大连结婚。婚礼上，毛泽东没有亲自到场，只送去手表和收音机。
这件事容易被简单理解成父亲对儿子的冷淡，实际情况复杂得多。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见到毛岸青，便会想起毛岸英、杨开慧以及那些牺牲的亲人，也会想起儿子童年受过的苦难。这样的记忆太沉重，他有时宁愿以写信代替见面。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毛岸青长期患病，需要安静的生活环境，毛泽东也不愿让自己的身份和政治事务给儿子增加压力。他曾反复告诫子女，要靠自己生活，少受外界吹捧影响。对毛岸青而言，保持距离未必意味着疏远，反而可能是父亲能够采取的保护方式。
毛泽东晚年仍会通过身边人员了解儿子的情况。毛岸青也明白父亲的安排，很少公开谈论家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他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追悼活动。次年春天，在邵华陪同下，他来到毛泽东纪念堂，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长时间站在父亲遗容前。直到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他才缓缓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