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广州，陈光接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不久，便开始筹办一件没有履行正式报批手续的事情：组织情报人员训练，培养对象主要是赣南籍烈士子弟，任务涉及港澳和海南方向。
这件事的出发点并非毫无根据。广东地处南方前沿，既要肃清残余武装，也要面对复杂的海上和边境情况，建立可靠的情报力量，确有现实需要。问题在于，军队情报工作有严格程序，特别是涉及港澳地区，更不能由个人自行决定。
陈光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他是从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将领。1908年出生于江西宜都，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经历长征和抗日战争。1938年林彪负伤离开部队后，陈光代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与政委罗荣桓共同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
那几年，山东部队从分散力量逐步发展为能够独立作战的大部队，陈光的军事能力得到充分证明。他善于捕捉战机，敢于承担责任，作战时很有冲劲。可在部队管理和处理人际关系上，他同样锋利，甚至显得不留余地。
有功劳，也有脾气。
抗战后期，陈光曾因个人意见和组织安排发生过冲突。七大代表和委员问题，也让他一度情绪激烈。对于这样的将领，组织既看重他的能力，也不得不警惕他把战场上的果断，带进日常的组织生活。
到广州后，矛盾终于集中爆发。
叶剑英等人认为，情报训练班必须补办手续，重新审查任务范围和人员构成。陈光却坚持认为形势紧迫，不能被繁琐程序拖住。谈话中双方发生争执，据有关回忆，陈光甚至拍了桌子。
军区随后多次召开生活会，希望他检查自己的问题。可陈光没有接受批评，反而认定这是有人在背后整肃自己。他把组织上的意见，看成对个人能力和历史功劳的否定，事情也因此失去了缓冲空间。
1950年7月23日，陈光被撤销职务并受到管束。当天，参谋长李作鹏陪他到越秀山一带活动，军区保卫部门则在同时控制了他的住处。这个安排带有突然性，却反映出组织已经认为问题不能再以普通谈话处理。
陈光被管束后，仍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是在战争年代立过大功的将领，不应因一次工作上的争执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把未经请示办训练班，看作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并没有立刻把他的申诉之路堵死。有人反复做思想工作，也转达过这样的意思：只要认识错误，党组织仍然愿意给机会。可陈光一直没有真正松动，几年时间里，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
1950年冬，李作鹏前去看望。两人谈了很久，陈光托他向罗荣桓求情，希望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能够出面说话。李作鹏答应把情况带到北京。
罗荣桓听完后，没有马上替陈光作保证。据流传下来的回忆，他沉思片刻，说：“他先要自己解扣，我们才能帮他。”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
罗荣桓并不是不了解陈光。抗战时期，两人长期共事，彼此的军事才能和性格特点都很清楚。陈光的战功，罗荣桓不会否认；但正因为熟悉，他更明白这场争议的根子并不只是一次工作安排，而是个人意见与组织纪律之间的冲突。
“自己解扣”，并不是拒绝帮助，而是要求陈光先承认问题性质。没有这一步，任何老战友出面求情，都可能变成以功劳压纪律。对罗荣桓而言，情分可以保留，原则不能代替。
陈光听到这句话后，情绪更加低落。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完成这次自我调整。1954年6月7日，陈光在广州去世，年仅46岁。关于他的处分，中央后来作出开除党籍、取消军籍的处理。
陈光去世后，罗荣桓仍然照顾他的家属。他让妻子林月琴接济陈光遗孀史瑞楚和两个孩子，安排生活上的帮助，子女读书等问题也尽力照料。罗荣桓去世以后，林月琴仍延续了这份照应，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件事并没有随着当事人离世而彻底结束。1986年，林月琴与杨得志、李聚奎等老同志联名提出复查申请。经过复核，中央于1987年重新作出结论：陈光个人主义严重的问题属实，但原处分偏重，鉴于其历史功绩，恢复党籍。
一名将领的功劳，不能替代组织纪律；一次处分，也不能抹去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罗荣桓没有直接替陈光求情，正是因为他知道，真正能够改变结果的，不是旧日交情，而是当事人对错误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