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刘少奇被调回中央工作后,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两个要职。饶上任后,就想着把这个“代”字去掉,而在他看来,资历老、能打仗、威信高的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是最有资格、也是最有可能接任这两个要职之人。

于是,趁着全党“整风”之机,饶漱石便突然向陈毅发难,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陈毅,甚至罗列出了所谓的“十大罪状”,最后迫使陈毅离开了新四军军部,自己则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位置。

但其实,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相当复杂。比如,饶漱石究竟是如何把陈老总排挤走的?这件事当时又是如何解决的?等等!

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得从“皖南事变”说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调整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调整

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削弱我军力量,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只有1000多人突出重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

而当时被俘的,还有时任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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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饶漱石的生平。

实事求是地说,饶漱石早年的革命生涯还是相当耀眼的:16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22岁入党后,参与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23岁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26岁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满洲省委书记;27岁因“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期间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领导难友们与敌人作坚决斗争,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学习,之后又到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回国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华北办事处主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

1935年后,饶漱石又被派到苏联工作,期间来往于法、英、美等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因此,他也被称为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1939年回国参加抗日,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东南局副书记(书记项英)等职。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擅自离队后,中央便来电指示由他和叶挺负责统一指挥部队突围。突围过程中,叶挺因前往与敌谈判遭到扣押,饶漱石则在带领部队突围时被俘。

饶漱石平时衣着朴素,就连新四军的干部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是个大首长,所以敌人抓到他后,也只是将他当成一般战士。于是,他谎称自己只是一个伙食管理员,还将身上的钱拿出来贿赂敌人,最后顺利脱险。但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都曾怀有疑义。

饶漱石脱险后,来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这时,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将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2年初,刘少奇调回中央工作后,由饶漱石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治委员。

饶、陈二人的矛盾

饶、陈二人的矛盾

尽管饶漱石担任的是代理职务,但华中局、新四军的大权实际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只是由于他自觉资历尚浅,又缺乏党政军全面领导的经验,所以行事相对比较收敛,最初和陈毅配合得也比较好。

但这只是暂时的,两人的矛盾很快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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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上,饶漱石说自己兼职太多,问能否电请中央分担一部分给其他同志。陈毅问他具体指哪些职务,他说除华中局代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以外的都算,还说: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

饶漱石到二师蹲点后,陈毅便与赖传珠、曾山、张云逸等人商量此事,大家一致同意免去他兼任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并由陈毅起草电文上报中央。

这是根据他本人意见作出的决定,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异议,但饶得知后却非常生气,当即给毛主席和中央去电,指责陈毅剥夺他的领导权。自此对陈毅产生了不满。

1943年2月,日伪军调集万余重兵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行“扫荡”,新四军主动出击配合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不料,韩部却趁机侵入我淮北根据地。陈毅当即命令新四军第四师等部进行反击,一战就把韩德勤本人和韩部1000余名官兵俘虏了。

然而,在处置俘虏的问题上,陈、饶二人却持不同态度。

陈毅力主放人。原因很简单:韩德勤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是杀是放,关系到当时已经很紧张的国共关系。况且当时抗战尚未胜利,若跟国民党撕破脸,显然不利于抗日大局。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也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但饶漱石却把它说成是“歪曲中央方针,擅自放跑韩德勤”。

在这之后,关于陈毅的很多流言蜚语开始多了起来,而饶漱石也一直在找机会实现他的“有力一击”。

终于,他的机会来了!

借助“整风”,饶漱石正式向陈毅摊牌

借助“整风”,饶漱石正式向陈毅摊牌

1943年6月,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饶漱石开始四处收集陈毅的材料,几乎每天都要找华中局和军部的干部谈话。

有一回,他碰到一个正在军部养病的干部。此人曾跟陈毅接触过几次,彼此了解不深,但他却无意间提到了一件事:陈毅在一次大会上讲过,1929年他主持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时,选掉了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后来到中央汇报,又把毛主席请了回来。

饶漱石如获至宝,终于找到了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有力证据。

而他的刻意针对行为,也让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些领导干部疑虑重重,他们都误以为饶是带着“中央密旨”来清算陈毅的,所以不免心存戒惧,不敢站出来讲话。

有了“证据”之后,饶漱石便正式向陈毅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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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在新四军军部黄花塘组织召开了“整风”会议。

会议一开始,饶漱石就对陈毅说:“陈毅,你虽然是一军之长,平日里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你今天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陈毅并没有往坏处想,他觉得党内会议严肃一些是应该的,何况一个共产党员做自我批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于是,他开始从家庭出身讲起,讲到大革命、南昌起义、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三年游击战争,一直讲到抗战,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战斗决策上的失误等,作了深刻检讨。他讲了一整天,会场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晚饭后,会议继续召开。

但一天下来,饶漱石觉得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于是便亲自上阵,列出了几个月来收集整理的“十大罪状”: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如韩德勤事件);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拉;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对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主观主义严重;官僚作风严重;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不论开会讲话,还是接待地方来宾,喜欢引经据典,卖弄斯文和故弄玄虚。

由于内容比较多,所以笔者适当做了些删减,但个别还是决定保留,因为“太有趣”了。什么时候“下棋写诗”“引经据典”竟成了一个人的罪状,还是高级军事领导干部的罪状?

众所周知,陈老总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更是有名的大诗人,他那首《梅岭三章》其一:“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一直是笔者最爱。殊不知,舞文弄墨也是需要门槛的。

更何况,陈老总本就是生性豪爽、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之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向来为世人所熟知、所敬重。所以,在笔者看来,这所谓的“十大罪状”,不过是饶一手炮制的“莫须有”而已。

饶在发言完毕后,会场一片沉默。并非大家都默认他说的是对的,相反,这让他们更加觉得饶就是来清算陈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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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莫须有”,但伤害却不小。

陈老总因此一晚上都没睡好。因为他实在想不通,自己革命20年,有错误、有缺点不假,但这“十大罪状”已然是将自己当成敌人看待了。一定是有人别有用心!

于是,第二天会议一开始,他就抢先发言,说这“十大罪状”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拼凑的。接着,陈毅开始逐条进行驳斥,其中第一条便是1929年的那桩旧事: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上,身为政治部主任的他主持召开了会议。为了维护红四军的团结统一,他将矛盾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决议分别给予毛泽东、朱德处分。选举时毛泽东落选,他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后,他去上海向李立三、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则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上杭养病。一个月后,他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随后,他带着请毛泽东复职的指示回部队,朱德表示坚决执行,两人当即写信,派人去上杭接毛泽东回来。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全然没有饶所说的“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一说法。

接着,陈毅对其他“罪状”一一驳斥。但还没等陈毅说完,饶漱石就坐不住了,赶紧站起来压话道: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华中局书记可以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陈毅,也可以建议中央另外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这明显就是开始不讲道理了。

会后,饶漱石亲自拟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发给中央,“十大罪状”一条不少,电报结尾还说:请中央尽快另派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他甚至还鼓动一批干部联名发电,要求换掉陈毅。而这便是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毛主席出面调和,“黄花塘事件”暂告段落

毛主席出面调和,“黄花塘事件”暂告段落

陈毅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立即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把“黄花塘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讲清楚,并要求前往延安学习。

11月25日,陈毅离开了新四军军部。

人走了,但会依然还在开着,饶漱石仍不肯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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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月,饶漱石又召集各战区负责人开会“做决定”,但黄克诚、粟裕、谭震林、邓子恢这些重要领导却一个没到,有的派了个副手来,有的甚至只派了个参谋来。

时任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明确表态: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了解,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

性情刚烈的三师师长黄克诚更是干脆顶了回去,说饶漱石故意整人、心胸狭隘,言辞相当激励。

饶漱石准备处理黄克诚,并作为典型上报中央,最后还是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反对,饶漱石这才作罢。

1944年3月,陈毅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走出窑洞迎接。

陈毅见面就说:饶漱石说我一贯反对你和中央,这你最清楚,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毛主席笑道:当年朱毛陈吃的是一锅饭,我还不了解你?

说到黄花塘事件,毛主席说:有人告你的状,有电报在,但最好别看。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

过了几天,毛主席又找到陈毅谈话,说:你给华中发个电报,向他们做个自我批评。我也发一个,这件事就打一个结。

陈毅照办。毛主席看完后大加赞赏,自己也起草一份,两份电报一起发往华中。毛主席的电报把“黄花塘事件”的性质定得很明白:陈、饶之争,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不是路线问题,陈毅无论是在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都是有功劳的。

不过,这虽然否定了饶漱石强加在陈毅头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但对于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真正目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并没有深究。

对此,陈毅虽然心有不服,但为了大局考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陈老总顾全大局,但饶漱石并不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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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主席的这个观点,饶漱石并不买账。他回电说:这既非路线问题,也非简单的工作关系性质,而是陈毅“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上仍有个别毛病”,照旧扣上一堆莫须有的罪名。

陈毅看后十分气愤,毛主席则劝他:“凡事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几个月过后,毛主席把陈毅叫到枣园住处,对他说道:黄花塘的问题可以结束了,以后不要再提了。

自此之后,陈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起“黄花塘事件”。

1954年高、饶问题暴露,“黄花塘事件”真相大白

1954年高、饶问题暴露,“黄花塘事件”真相大白

1943年底,饶漱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真正大权在握。

七大之后,陈毅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回到了华东,并主动与饶漱石讲和,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与胸怀。六年里,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但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53年底,高、饶问题暴露,中央开座谈会清查饶漱石的历史,许多当年说不清楚的事情一件件开始对上。在批判饶漱石的斗争会上,陈毅非常激动,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两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毛主席后来与陈毅谈话,说:现在看来,黄花塘这件事,饶漱石是捣鬼,不仅是给你捣鬼,也是给我捣鬼。又说:“日久见人心,你是对的,你受了委屈,可是,在党内谁都要受些委屈,不受委屈活着受不了委屈,那是不可能革命到底的。”

1999年,中央重修军史,给“黄花塘事件”下了定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阴谋。

陈老总曾留下过一首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从1943年到1972年他去世,这件事他再没公开提过。没提,不等于忘了。有些委屈当时说不出口,只能等“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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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黄花塘事件”的本质,就是饶漱石篡夺新四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

第二,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央并没有深究此事,但明确将其定义为“工作关系性质”。

这并非某些人口中的“和稀泥”,而是出于对抗战大局的考虑。因为在敌后抗战、整风的紧迫环境下,优先保住华中根据地的稳定、维持新四军的指挥体系是最重要的。不将其定义为路线斗争,而只是作为主官之间的工作矛盾,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第三,中央远距离审案,难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很难当场识破饶漱石的预谋。但这并不等于要“永久搁置、永不查清”,相反,待时机成熟,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参考资料:

1.“黄花塘事件”背后.党史纵横.葛占菊

2.“黄花塘事件”始末.李志军

3.新四军“黄花塘事件”揭秘.李钢

4.饶漱石: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