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日军在华北铁路沿线城镇，十天半个月派一个戏班子下乡唱戏。许多开会的、看戏的青壮年，没等到终场，就被抓住送上了火车。
在日军侵华的14年中，中国被日本侵略者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近4万名中国劳工被运往日本国内做苦力。
日本上叶《“圣战”墓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详情。
据伪满洲国交通大臣披露，仅在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不下200万人。
日军围捕、强抓中国劳工，开始是骗招，以后发展到骗招和强征并行，进而又骗招、强征和抓捕三管济下，以实现其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骗招：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即设立了专门骗招和管理劳工的部门,在天津设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大东公司。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在北京等地成立了“华北劳工会”等专门骗招和分配劳工的组织，每年从华北、华中等地骗招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城市贫民，到各地为日本人当劳工。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3年间，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这些劳工被骗到工矿企业和施工场以后，受到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折磨，许多人含恨死去。
强征：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中国经济掠夺的规模不断大，因而对劳工的数量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是华北各省由于劳工大量输出，劳动力日益减少，同时，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也需要大批当地劳工，加之日本人对劳工的残酷迫害，使广大农民不愿再去当劳工。这样，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仅靠骗招一法难以解决。
在此况下，日本侵略者便使出骗招和强征并行的手段。在东北地区除继续由关内骗招劳工外，开始实行在本地搜括劳力的劳务新体制。1942年2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通过伪政权层层下达“摊派”指标，逐级驱使适龄的人到指定的单位或部门服劳役。
据有关日本战犯供认，东北每年平均强征劳工约50万人，到1945年8月达205万人。除强征民夫外,日本侵略者还假手伪满洲国政府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达到20岁至23岁（后延长到30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3年劳役共12个月，必要时还要延长。据当时伪满洲国勤劳奉公部次长半田敏治著文称，到1945年勤劳奉公队员已达50万人。
在华北地区，日本人亦于1944年8月发布了《劳力紧急动员对策纲要》，将过去的“募集制”改为“强行制”，对各地劳工的掠夺直接由各伪省、县长负责，实行军、政、会（新民会）、社（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掠夺体制，并规
定凡是17岁至40岁的男子均有服劳役3年的义务。日本侵略者运用强征手段搜括劳力，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受奴役，而且造成许多人家因缺乏劳力而田地荒芜，经济负担加重，乃至倾家荡产。
抓捕：日本侵略者在骗招和强征的同时，赤裸裸地采取了抓捕的手段。1941年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把抓捕劳工与“军事讨伐”、“治安肃正”结合起来，以满足东北等地对劳工的大量需要。自此以后，日军经常在城市集镇、交通要道，遍布岗哨或突然戒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认为可当劳工的，便以“形迹可疑”为名掳去。
日军还经常借“扫荡”之机，窜入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突然包围乡村、集镇，老百姓来不及逃走，就被当作“俘虏”抓走。日军还费尽心机，在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三五天开一次群众大会，十天半个月派一个戏班子下乡唱
戏。许多开会的、看戏的青壮年，没等到终场，就被抓住送上了火车。
据华北太行根据地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中即被掳去488000人。另据记载，1943年4-6月，仅在沈阳、长春两市4天中就抓走了所谓“游民”10562人。仅4月23日在沈阳抓的3576人中，就有847人是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在乱抓劳工的同时，日本人还在东北实行一种保安拘留制度，以可能“犯罪”和预防“犯罪”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老百姓，分送到设在各主要工矿区的“矫正辅导事残酷的劳役。
据有关战犯供认，从 1943年建立该制度起到日本投降，抓捕了3万多人。日本侵略者乱抓强捕劳工的结果，使许多人家妻离破人亡。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把关内的被俘售货员和所谓“政中起来，作为“特殊工人”输送到东北等地做劳役。根据不完全计，华北一地这种劳工每年有10万人左右。这些人一旦被送往东北就再也回来家园了。
勿忘历史扫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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