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讲，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名字和雷锋一样响亮。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生前担任兰考县委书记，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病逝于郑州。
在焦裕禄去世45年之后的2009年1月，一个名叫任彦芳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的书，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节失实”的报道。
任彦芳说的那个失实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新华社供稿的长篇通讯，署名作者为穆青、冯健、周原。正是由于这个通讯，让整个中国都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
而这篇通讯的主要采访对象、焦裕禄事迹介绍者，就是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名为任彦芳的作家，其继父曾与焦裕禄共事，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兰考县委副书记，两家做过邻居。由于这种便利，任彦芳从兰考的档案中看到了焦裕禄主持工作以来起草和批阅的全部文件。
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
“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们的回忆，我编写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到兰考报到，到告别兰考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
“看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才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这些文章和著作在宣传焦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都有着令人遗憾的缺陷。他们全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
“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大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只着重写除三害(指风沙、盐碱、内涝。如去注），这与当时主抓除三害的副书记张钦礼的介绍有直接关系，他将一些自己做的事情安在了焦裕禄身上”。
在任彦芳的笔下，张钦礼是一个“靠说谎话爬上高位、擅自挖开黄河大堤淹没农田、胡乱指挥生产破坏生产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人。
任彦芳的书出版后，有记者专门赶赴兰考、向健在的亲历者求证任彦芳著述中的说法，却激起了很多老人的愤慨；也就是说，任彦芳对于张钦礼的评价与民意相违。
兰考县南彰镇张庄的张钦礼墓地，本身极简陋，只有一抔黄土。但在这个土堆周围，百姓自发竖起了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河南各地、山东、河北甚至台湾。
其中一块碑上刻着：“从我曾祖父、高祖父、爷爷，还有我父亲一百多年来曾雕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从没雕刻过像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钦礼书记的赞碑，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祭念……”
这块碑的署名是丁胜杰，他是附近白茅石雕厂的老板，祖上几代都以刻碑为生。给记者带路的出租车司机，在回忆张钦礼病逝时情景时说：
“本来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结果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通过，街上至少有十万人，灵车根本走不动。
“有的老人举着吊瓶从医院跑出来，还有好多人趴着灵车哭，一直哭昏过去……像我们这些出租车司机，那天都免费搭客，只要是赶去送张书记的，一分钱不收，完全是自发的……”
但是，在任彦芳的书中、列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13处不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其重要论据是：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常委里唯一没有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的。
针对这种说法，当年经常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说：
“焦裕禄来到兰考，正是兰考三害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重担交到张钦礼手上。
“张钦礼这个副书记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了。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兰考多年存在三害，为啥焦裕禄来一年多时间，治理成效这么高呢？”
作为焦裕禄大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听到任彦芳的这些说法时，淡然说了一句：“不值一驳。”
周原的妻子陈健说出了事实真相：
“在焦裕禄追悼会的那一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钦礼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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