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创立港科大,是国际高教界公认的奇迹。要了解这个奇迹为什么会诞生,就要先了解: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他们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毅然回头?新的大学往往面临生源困难,那时香港大学已经创立八十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创立三十年, 港科大首届招生七百人, 如何吸引一万余人报名?当时港大、港中大研究生在学生中占比约不到5%,香港学生没有念研究所的风气,港科大如何一开始就招到预计的30%硕博生?三十年来,亚洲各国纷纷创立上百家新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为什么港科大能够越战越勇、历久不衰?

近日,三联书店出版了物理学家、教育家钱致榕的新书《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在书中,钱致榕回顾了他三十年前受邀从美国返港、作为学术副校长主导参与建成香港科技大学的亲身经历。作者以第一视角对以上办学“秘密”,做出独家披露,同时充满温度地描摹出一代学人、教育家极富个性的瞬间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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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留住人才?唯有将心比心

港科大建校三十载始终位列名校的秘密,源于三年建成的奇迹故事。当香港将用1988年至1991年三年时间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消息传出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中外专家们都认为,即便是在实力雄厚的美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也至少要花15年时间。然而,1991年秋天,香港科技大学准时开学了。十年后,港科大名列亚洲名校前列,如今在400所世界有名的年轻大学里面,它的排名为第三名。在香港,港科大毕业生的就业率独占鳌头。

“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我们看硅谷的创业公司,三年内75%都要倒闭。”钱致榕回忆说,港科大完全由“海归”华人知识精英创办,“大家在‘三年建成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感召下,在‘与其把学生训练成三等的英国绅士,不如培养成一流的中国人’的理想下,逆向奔赴,也就不足为奇。”

“我于1988年9月1日第一个到港科大全职报到,那时吴家玮已经被认定为校长两年,不过还没去香港,就立即卷入创校的工作,与同人们共织一个读书人的梦想,经过一千两百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后,科大如期开学。又花了一个学期,订定教员聘任提职等典章制度,协助成立了港科大全校教职工协同治校的权力机构——科大教务委员会。”

钱致榕在《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一书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一所大学要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而培养一流人才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授。“当年第一批来科大的教授最后都是在科大退休的。”钱致榕介绍说,“作为副校长,我怎么留住人才?唯有将心比心。我不是总设计师,而是后勤总司令,要设身处地为来到这里工作的教授们着想。所有他能想到的问题我都帮着解决,他没想到的我也事先就要做到。在我看来,这是搞行政工作的人的责任,而不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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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预算增加一万倍,但教育质量呢?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暨港、澳高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增加。钱致榕举例,譬如,香港从1991年港科大创校后的3所大学(港大、港中大、港科大)增加三倍到10所大学,台湾从80多所高校增加一倍到162所大学。增加最快的当然是内地,从1991年的1075所高校,增加到2021年的2756所大学。“这些巨量的增加,都是港科大建校以后的事情。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高校的投资也大量增加。譬如,80年代,内地高校经费非常拮据,即使几个最有名的大学,年预算也很少超过一百万元。政府开始以各种方式增加高校投资,期望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先后有重点投资大学(十所)、211计划、985计划, 和后来的双一流计划等。至今已经有25所大学年预算总额超过100亿(其中5所年预算在100亿到400亿元之间),和四十年前比,增加一万倍!但是我们的大学教研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了多少呢?”

钱致榕指出,目前由于盲目追求论文篇数, 很多名校已经变成世界论文工厂, 各专业变成一条条的论文生产线。“论文篇数是上去了,但是教学和育人的工作,就相对地受到忽略。”

理想大学要培养前瞻性人才

“所以我想办一个理想的大学,就是仔细想一想,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社会需要什么?50年之后,它需要未来在哪里?必须是一个潜在性的东西,然后一头栽进去。”钱致榕指出,大学既然成了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社会就期望大学培养适当的文理兼备的人才, 解决未来的问题。诸如从未来社会需要思考院系的设置、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目及比例,注重本科生的教育,避免过时及过窄的专业,培养前瞻性的人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信息知识的填鸭,等等。“三十年前,我们创建港科大时,已经遇见这些问题,科大创校团队,广泛借鉴了一百多所世界名校的实际经验,仔细思考了香港和内地社会的需要,定下了自己的方向,避免了很多错误。”

“父母最大的痛苦, 就是眼看着孩子摔自己摔过的跟头!注意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学者,都惊讶发达国家中大部分的错误,都会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重演。办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研究几所办得出色的大学的经验,了解他们如何预见社会的问题,如何编织自己的办学理念,如何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就可能在几千所大学中脱颖而出,完成大学对社会的责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