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印尼排华:为什么大屠杀后,华人还是不肯走?

1998年5月14日,雅加达的天都被火映红了。

一个在当地开了三代五金店的华裔老板,手里死死攥着全家飞新加坡的机票,就在出租车快冲到机场的那一秒,他突然发疯似的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眼看着自家几代人的心血在暴徒的狂笑声里变成废墟,这哥们没哭,就那么木然地瘫在滚烫的沥青路上,像个丢了魂的木偶。

这不是电影里的桥段,是那个黑色五月里最真实的写照。

短短三天,雅加达就没了1000多条人命,无数华人女性遭受了那种都没法写进书里的凌辱。

可是,当烟散了,当各国撤侨的飞机落地了,一个让很多国内老铁想不通的事儿发生了:遭了这么大的罪,差点连命都搭进去,绝大多数幸存的印尼华人,最后居然选择留在那片沾满血的土地上。

有人说是为了钱不要命,有人说是傻。

其实吧,这事儿哪有那么简单。

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个被精心设计了300年的惊天死局。

咱们得把时间轴拉长,不然根本看不懂这背后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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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觉得98年的事是突然炸雷,其实引线早在17世纪就埋下了。

那会儿印尼还是荷兰人的地盘,叫巴达维亚。

荷兰殖民者多鸡贼啊,他们人少,想管住几千万土著根本没戏。

于是,这帮人搞了个极度缺德的“三明治分化术”。

这招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

荷兰人把华人硬塞到了社会夹缝里:白人在顶层拿枪和印章,土著在底层干苦力,而华人被安排成了“收税官”和“中间商”。

你想啊,对于底层土著来说,每天在那催租、收税、赚走他们血汗钱的,不是躲在城堡里的白人老爷,而是这群黄皮肤的华人。

整整300年,这仇恨的种子就被这么种下了,还天天浇水施肥。

这招“借刀杀人”,荷兰人玩了三百年,刀刃至今都没卷。

即使1945年印尼独立了,这锅也没甩掉,反而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了新国家的骨髓里。

时间跳到1965年,这是印尼华人倒霉的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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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上台,为了洗牌,直接给华人扣了个摘不掉的红帽子。

那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清洗,几十万人倒在血泊里。

这就好比给牲口打烙印,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

苏哈托搞了个极其畸形的社会契约:剥夺华人所有政治权利,只准你们做生意。

他对土著说:“看,他们富是因为抢了你们的钱。”

在这种环境下,华人能咋办?

只能拼命赚钱保命呗。

到了90年代,不到5%人口的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私营经济。

但这特么就是个陷阱。

把人关在金库里喂成胖子,就是为了饿的时候宰起来更有油水。

1997年金融危机一来,印尼盾贬值得跟废纸一样,苏哈托政权眼看要完,这些富得流油又没权的华人,立马成了最完美的替罪羊。

好,回到那个最扎心的问题:既然环境这么恶劣,为啥不跑?

这里面有两个大坑:一个是“跑不动”,一个是“没地儿跑”。

咱们别用现在留学生的视角看他们。

印尼华人的根,很多能追到明末清初。

对于在那片红土地生活了五六代人的家族来说,那儿就是家。

还有个更现实的,就是“沉没成本”。

印尼华人的钱不是存在银行卡里的数字,是实业。

是工厂、是种植园、是盖了一半的楼。

这种重资产,一旦乱起来,想卖都没人敢接盘。

抛售等于白送,走了就意味着几代人的积累一夜清零。

而且,这边的大家族之间全是联姻和生意捆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这玩意儿既是护身符,也是镣铐。

不是不想跑,是几代人的命都长在地里了,拔出来就是死。

那时候的他们,真的很尴尬。

老一辈想回国,路不好走;年轻一辈已经西化了,对中国完全陌生,去西方国家门槛又高。

当雅加达火光冲天的时候,绝大多数普通人连张机票都买不到,只能在家里发抖。

但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挺讽刺的。

98年那把大火,虽然烧毁了无数家庭,但也把苏哈托独裁统治的遮羞布给烧没了。

那场暴乱成了转折点。

苏哈托倒台后,新上来的政府为了救经济,不得不重新把华人供起来。

后来的总统瓦希德,那是真猛,大刀阔斧废排华法案。

雅加达后来甚至还选出了华裔省长,这在当年想都不敢想。

留下来的人,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赌赢了这一局。

但这并不是说歧视就没了,那种偏见还在阴暗角落里藏着呢,只是国家层面的明着杀确实停了。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咱们别光顾着愤怒。

那些留下来的人,不是贪财,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家。

而且现在不一样了,背后站着个强大的祖国,腰杆子多少能硬一点。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要是看不懂这段“血与根”的纠葛,就永远读不懂南洋那片热土上的无奈。

那个跳下出租车的老板,后来在原地盖起了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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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清明,他都会在门口烧两柱香,一柱敬祖宗,一柱敬在这片土地上活下来的自己。

参考资料:

蔡鹏,《印尼华人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施雪琴,《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麦里克,《印尼悲剧:1998年5月暴乱始末》,新加坡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