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真实与安全·大病筹款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圆桌访谈现场。水滴公司供图
12月23日，“聚焦真实与安全·大病筹款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圆桌访谈在北京举行。这不是一次常规行业座谈，更像一场制度落地后的“压力测试”。 去年9月，《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如今已满一年。规则把底线划清了，也把行业从“靠自律”推向“靠制度”。
但规则并不会自动生成分工。一旦出现争议个案，公众对“真实与安全”的期待往往希望是100%。但规范底线更清楚的同时，压力却未必更分散，特别是对于大病筹款平台。所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靠一句“再多查一点”。更科学的路径，是让“真实与安全”从道德命题回到制度能力；从一方单独扛走向多方共治；从线上筹款走向救助协同。
责任边界清晰，多方协同尽责
把“真实与安全”落到具体运行层面，最先暴露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责任边界一旦模糊，平台就会被推向超出能力的核查任务。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给出了一套理想分工图景：政府负责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平台主要承担信息核实与资金安全；公众参与监督举报；第三方审计提供专业支持。
大病筹款平台近年来通过“人工+AI技术”多重审核模式，不断提升筹款案例真实性。但因各方信息共享通道尚未建立，实际操作中仍会被少数人钻漏洞。在这种前提下，既要求平台对信息真实性承担实质性责任，又要求平台做到逐案深挖，就会陷入逻辑冲突。金锦萍直言，平台压力过载并非“愿不愿意”，而是制度安排与社会期待共同制造的“能力悖论”：既要深度核验、又要快速救急、还要低成本运行。
此外，筹后善款拨付、用途变化、事实变化后的处置，同样会把平台推向高风险地带。这也是金锦萍强调容错机制的原因：不能因个例对平台过度苛责。
但容错也不是放纵，而是把责任放到真实可治理的边界。如果没有分层核验、信息支撑与尽职免责，合规就会演变为平台之间的成本竞赛，成本被迫上升，救助效率就会被挤压。在大病筹款这种与时间赛跑的场景里，效率被挤压，最先付出代价的往往不是机构，而是求助者。
因此，把“真实与安全”落到实处不能停留在“平台多承担一点”层面。长远且可行的方案，是把核验与风控拆解到多方共同承担的机制里，让每一方在自己的能力边界内尽责。
健康可持续发展，要靠“能落地”的共治
要真正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先把责任、信息与规则拆开：谁对真实负责，谁提供核验条件，平台尽到哪一步算尽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栗燕杰指出，减压要先把责任“放回源头”——求助人和信息发布者对信息真实承担首要、最基本的责任；一旦出现虚假，首先要追究信息发布者的责任。
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平台可以承担流程核验与风险处置，但不能完全替代信息源头承担首责。首责不归位，平台就会被迫背负道德压力与法律风险，形成“单点背锅”的舆论结构。
与此同时，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从司法实践角度提出，要让“尽职”可证明、“免责”可预期。他认为司法实践逐步形成“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的判断框架：平台在能力范围内尽到应做之事，应当依法予以适当免责。
这相当于把“合规”从结果责任拉回过程责任。平台是否担责，不再只看个案是否绝对真实，而要看流程是否尽职、处置是否及时、证据是否可追溯。没有尽职免责，平台就只能把风险前置为“更严准入”。结果往往不是更安全，而是救助门槛被抬高。
所以，规范发展还需落到制度化支撑上来。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强调要细化可操作的查验标准与清单，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并形成“平台审核+公众监督”的双重防线。信息共享不是口号，它决定平台能否“有工具可用”。核验标准也不是纸面规定，它决定平台能否“有尺度可依”。水滴公司品牌与公共沟通部副总裁郭爱娣也表示，公众监督要可用，也需产品化。水滴筹通过“证实/举报”等机制承接监督，并通过熟人验证、终止筹款、处置违规账号等方式形成闭环。
需要强调的是，多方参与不是说平台可以把责任甩出去，而是把平台从高风险单点改造成协同节点。协同治理的目标不是“让平台更强”，而是“让体系更稳”。
让平台成为救助体系的触发器和连接器
真正的转折点，不在“查得更细”，而在“协同更深”。当“真实与安全”被制度化，平台角色需要从筹款端前移到救助链条，成为制度接口的一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把问题放回社会保障供给结构中来看。他认为制度救助存在封顶线，现实自付形成缺口，社会互助的价值就在于补上“最后一公分或者最后一公里”。
这意味着平台不应只是“发起和支付的工具”，更应成为救助体系的触发器与连接器。王振耀以海南“海惠帮”为例：它是由省医保部门牵头，多个系统建立联动关系，民政临时救助等资源进入协同，平台提供补充支持，最终形成跨部门协同的样板。
同样，在浙江缙云县，水滴筹参与，将协同做成可执行的制度阈值：超过一定额度即触发联动，多方立即筹措。把“发现—联动—筹措”压缩为确定流程，个案就不再只是靠情绪推动。这类实践的价值，不是制造一个“明星模式”，而是把个人求助从“个案应激”推进为“制度接口”。
谢琼进一步把协同创新拆成三件可复制的事。首先，民政部门主导细化核验标准与清单，明确查什么、怎么查、查到什么程度。同时，跨部门信息共享先跑通最小闭环，并接受试点在推进过程中会经历反复。最后，平台在流程与风控上更开放，让信任从“相信平台”转向“看得见的机制”。
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赵晓芳则进一步建议，行业要构建政府、平台、公众多元共治格局，推动平台从筹款工具升级为资源连接器，深化与医疗、慈善、保险机构的合作。
这意味着平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不在“流量更大”，而在能否成为公共救助体系的接口。一端连接患者需求，另一端连接医保、民政救助、慈善资源、社会组织与商业保险的分层供给。换句话说，协同创新本质上也是给平台减压。当救助被设计为“触发—核验—分配—跟踪”的链条，真实与安全才能从道德命题变成制度能力。
以《管理办法》实施一周年为节点，下一阶段不宜只问“合规过没过关”，更要问“协同是否跑通”。而这需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地方试点能否复制、信息共享能否闭环、尽职免责能否可预期、效率与透明能否兼得，才是个人网络救助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硬指标。也只有在这套指标之下，个案的情绪才不至于频繁吞没制度，社会救助才不会在一次次争议里被消耗殆尽。
文/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编辑/郑伟彬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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