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家长对民办高校的高学费越来越难以承担。不少民办高职院校学费年均达1.5万元，加上生活费，三年总成本近10万元，让许多家庭选择“能上公办不上民办”，上不了“公办”干脆去“打工”。
生源的萎缩直接冲击到民办大学的生存——学生的学费，通常是民办高职院校唯一的收入来源。此外，招生指标不达标，更面临缩减招生计划的风险，形成“越招不到人越砸钱招生”的死循环。
为完成招生，部分民办高职不得不放弃长远的质量竞争，转而选择 “捷径”，招生成本水涨船高：宣传费、差旅费、招生人员提成占比逐年攀升，而其中最大一块，竟然都花在了“给高中教师的回扣”上面。据相关媒体披露，当前，民办高职招生费用，普遍涨至4000-5000元，部分地区甚至突破6000元，而“高中老师回扣”成为招生成本的最大一块。
民办高职招生给“回扣”的本质是一种行贿，是部分高中老师的 “权力变现”。部分高中老师尤其是班主任，掌握学生志愿填报的关键话语权，尤其对分数偏低、升学选择有限的学生，其一句推荐往往能决定学生去向，由此成为民办高职争相“围猎”的对象。
2025年，湖南某新开办的民办大专，被公开举报存在大规模买卖生源行为。举报称该校通过第三方公司组建招生团队，给每名招生人员发放活动经费，生源佣金按每生5000元起步，阶梯式上涨。在一些地区，该校明确承诺给高中班主任每生3000元介绍费，部分高中班主任为快速获利，主动向学生“安利”该校，涉及到的金额达数百万元。
据人民网多年前的一项调查，民办高职招生回扣已形成全国性“行情”：平均一名学生的回扣费为2000-3000元，部分热门专业回扣更高。某民办高职招生人员透露，“班主任回扣是硬性支出，不给回扣，连学生宣传机会都没有，同行都给，你不跟就会失去生源”。
更隐蔽的是，这些回扣通常被包装为“招生促进费”“推荐奖金”，通过现金等“无痕”方式支付，甚至与班主任约定“完成指标后额外奖励”，逃避监管。有的班主任还联合班级任课老师，形成“招生联盟”，共同向学生施压，要求填报指定民办学校。
班主任本应是学生升学的“引路人”，却沦为利益输送的“中介”。一些本可就读质量更好民办高职的学生，被推荐至某些学费高、缺乏办学经验的民办学校，不仅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更可能因学校质量问题影响未来发展。教育部明确禁止买卖生源、收取介绍费，此类行为严重违反《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践踏教育公平底线。
被“忽悠”入学的学生，往往面临三大困境：一是教学质量堪忧，部分民办高职师资薄弱、实训设施不足，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二是就业无保障，虚假宣传的“百分百就业”“高薪就业”多为噱头，实际就业率远低于承诺；三是维权困难，学生及家长发现被骗后，多因“已入学”“无证据”而放弃维权，最终只能自认倒霉。
同时，当招生行贿成为“潜规则”，民办高职便会陷入“重招生、轻质量”的恶性循环。学校将大量资金用于行贿和招生，而非师资建设、教学研发，办学水平难以提升。长此以往，民办高职将失去社会信任，行业发展陷入停滞，最终损害整个职业教育生态。
监管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漏洞：一方面，招生监管存在“信息差”，教育主管部门难以实时监控班主任与相关学校的私下交易，现金等隐蔽支付方式更难追溯；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监管多聚焦课堂教学，对招生环节的受贿行为追责力度不足，违法成本远低于获利空间。
教育专家指出，对于高考分数不理想、家庭条件尚可的学生而言，选择民办高职院校学习“一技之长”，取得国家认可的大专文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比没有文凭直接去“打工”，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人生机遇，也符合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政策导向。
而民办大学通常办学机制灵活，紧贴市场专业需求，一些民办学校通过高薪返聘本科院校退休教授、聘用高学历人才，在教学质量方面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整体看来，一些办学情况比较好的民办高职院校，整体就业质量甚至高于公办高职，对于高考分数不高的孩子而言，可以说是改变命运的另一次重要选择。
在选择报考学校时，不应当出于“面子”，轻信高中老师“一家之言”的推荐，而是应当自行对比、考察、进行慎重选择：
一是要看学校的办学历史。通常而言，办学历史长的民办院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等方面，有着更丰富的经验；而一些新创办的民办院校，要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
二是要看学校的师资力量。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是老师，一所学校聘请了哪些专职的教授、副教授，教师队伍素质如何，这样一些数据虽然可以包装，但是通常无法造假。
三是对比学费和专业。“高学费”未必代表“高质量”，学费价格适中，反而说明一所学校办学情况比较稳定。而在专业选择上，要警惕某些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之类的看上去“高大上”的名称，找到契合自身能力与爱好的专业，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