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现在是靠历史学吃饭的，仔细探究起来，小时候的两件事情，似乎跟我这吃饭的行当，即当今时髦的说法“专业”有点关系。
上世纪50年代初，算命测字也是正儿八经的生业“三十六行”之一。其时的算命先生，跟现在的那些西装革履或唐装长须的所谓“命理大师”、“预测教授”很是不同，大多是失明的残障入士，手执竹板，由一位孩童牵引，走街串巷，沿门念号。一日，春雨稀疏，母亲与一班婶娘姑姨们闲余片刻，恰好算命先生走过，大家顺便请他给各自关心的家人问问前程。算命先生给我的判断是：运交驿马，命多劳作。
那时的农村，小孩满月时，有“抓周”的习俗。即在一个很大的竹簸箕上，放上象征着今后为官或为农工商等诸种行当的书本、算盘、剪刀、鸡蛋、花生等物品，由满月的小孩随意抓取。
首先抓取的物品，就预示着今后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行当，如书本，书生，进而当官；算盘，精于盘算，一定是有钱的商人了。母亲满怀希望地把我放进竹簸箕，不料我从小就不甚争气，一直哭个不停，折腾了半天，终于没有抓上半样东西。母亲当时的表情可想而知，而主持这一重要仪式的族内辈分很高的堂奶奶，虽然是遇事不慌乱，但是面对如此爱哭不甚争气的孩子，也只能说出这样的话语：这个孩子呀，嘿，嘿，嘿……
二
自从我的这位堂奶奶的“嘿嘿嘿”之后，我的吃饭行当即专业问题，就显得十分的扑朔迷离起来。
由于出生在穷乡僻壤，我所就读的小学，当时称为“民办”。这里需要特别论证一下：其时的民办小学，与现今的那些专供有钱人子弟或者虽然目前没有太多的钱但立志让自己的孩子今后成为有钱人读书的“民办学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就读的这所民办小学，是因为地非要津、政府经费有限管不过来，只好由政府出些日常经费，当地村庄提供教室、教师等组合而成。教过我的这几位老师们，每月由政府提供8元人民币，另外的一半薪水，跟随同村的村民一道记工分折抵养家糊口。老师尚且如此，我们这些所谓的“学生”,整天仍旧在乡村田地中厮混的情状，是可想而知的。家长有什么要紧的农活需要孩子们帮忙，只需在教室外面呼喊“阿狗”、“阿猫”、“阿虫”之属的大号(敝乡父母对于自家的孩子，多有此类俗贱的名称),孩子们可以自主进出，老师们也不以为怪。
好不容易上了中学。我所上的第一所中学在敝县排行老幺，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学校坐落在一个地名为“臭头埔”的小山头上。“臭头”为方言，意指“痢痢头”,延伸为不毛之地。从这奇怪的地名上，不难想象出这所中学的非同寻常及其与农村关系之密切。一年多之后，听说台湾的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政府不敢大意、积极备战，劝导沿海的部分居民疏散到福建北部的山区。父母带着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迁徙到靠近江西、浙江省的崇安县。崇安县的教育水平，比起祖乡惠安县的情景更为不济，全县仅有一个半中学，我便被安置在这半个中学里。本来，崇安县只在县城有一个中学，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党和政府不忘根本，在当年红军方志敏部闹革命的深山老林里，格外开设了这半个中学，号为“第二中学”,以便着重培养“老区”革命的后代。真是邀天之幸，我竟然风云际会，进入到这样光荣的学校。
学校虽然光荣，但是“郁郁乎”林深瘴重，每逢风清月朗之夜，学校后面的高山里，不时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此起彼伏，乱坟岗头，鬼火闪烁，让我们这些十余岁的孩子惊恐不已。再者，学校初创不久，教室、宿舍及其他应有设施，无不因陋就简。记得当时全校学生不过百余人，全部住在一座单层的土房子里。居室与居室的隔墙，是用毛竹编成再糊上黄泥巴。同学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尤其是隔壁如果住着女同学，那晚上睡觉非得管住自己的脚不可。有些难于自我管制的同学，睡梦中偶有闪失，踢到篱笆土墙，隔壁的黄土应声而下，不幸的女同学就要与黄土同眠了。幸好其时男女同学混沌未开，还没有意识到深更半夜隔墙有音是否意味着传递如何重要的爱情信息或不良信息，否则事情就有许多的麻烦了。
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为了平安稳妥起见，老师同学们就不能不同起心来，操场、房子、教具，自己动手。木柴兄弟上山砍，蔬菜姐妹田中栽，又是一番同劳动、同学习的感人景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照例要分成不同的战斗队，吆喝颉顽，互不相能。唯一当有同学提议把“第二中学”改名为“抗大中学”时，竟然无一反对，一致欢呼通过。何也?抗大者，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之简称。据说该校以一边革命、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而得以流芳百世。我校虽小，但是边革命、边劳动、边学习的精神庶几近之，“抗大中学”的名份，似也当之无愧。如此一来，我读中学时的专业，究竟是工、是农、是学?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三
“抗大中学”的革命照牌刚挂上去没有多久，革命形势大发展，来了“文攻武卫”。我们这班初中生的革命小将，虽然经历了革命与劳动的双层洗礼，但是要真枪真刀地干起来，还是勇气不够，大家只好作鸟兽散。城里的同学回到家里继续闹革命，我等农村的同学唯有蛰伏于田间，继承世代为农的家业。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面抓革命，一面促生产，农民的行当好不容易熬了七年，心里越熬越不是滋味，好在自己在生产大队当上一名小干部，部队来征兵，近水楼台先得月，弃农从军，成了炮兵。
专业虽然转换为士兵，但是时机不太合适。行伍的阵法尚未学到十之一二，刀枪炮铳也还生疏得很，全国上下忽然斯文起来，田间地头、炮台壕沟，处处时兴“评法批儒”。这样一来，学武一途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应对之法，唯有随遇而安，静下心来随大流改换行当跟着人家学文吧。
军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之柱石。因此，虽是在文化大革命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年代里，大家对于军队里的各色人等还是很放心的。“评法批儒”所需要的各种书籍资料，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这里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多得不用说，其他如鲁迅全集、浩然的小说、散文诗等，无一缺漏。法家、儒家的书籍，为了供批判，那是不可少的。甚至连今天一再演绎成畅销电影、电视剧的《水浒》、《红楼梦》等名著,也是处处可见。更加可喜的是，部队的领导对于肯读这些古老而又古怪书籍的战士们不但不以为忤，而且还夸奖有加。
人的弱点就是喜欢得到别人的夸奖，我自然也不能免俗。领导越是夸奖，我就越来劲；越来劲被领导夸奖的次数就越多，我也就更加忘乎所以了。如此一年多下来，那些有关“评法批儒”的书籍，居然被我一扫无遗。法家、儒家的文言书，连猜带估，也能读得出一些大概的意思来。现在回想起来，入伍期间文武“专业”的混淆不清，自有其混淆不清的益处。日后我还有机会端起历史学的饭碗，还多亏了这段奇怪的日子。学武不成，文有所得，多少学会了一些古字和古句，真应了传统文化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古训，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异数之最”了。
四
部队复员之后不久，我依旧是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大学，成了历史系的一名学生。按理说，这下应该有了一个正儿八经又堂皇体面的专业了吧?结果还是过于乐观。其时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事事必须“拨乱反正”。学校里的“三种人”需要批判清算，社会上的余孽更是应当扫除干净。进入大学不数月，被调集到某县当“工作队”。自己出生在农村，对于“工作队”,素来十分的敬畏，也十分的羡慕“工作队”一如既往的威风。想不到现在自己也成了“工作队”,一定可以少展宏图了吧?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工作队”,是要受那班货真价实的干部“工作队”领导的。这个临时组合的领导，脑袋瓜一时还未能从文化大革命中转弯过来，指示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乎大学生们，白天下田务农改造，晚上振臂呼喊口号，一晃就是半年。如此一来，我的专业身份再次模糊起来，自己明明是党和人民审查合格入籍“干部正册”的大学生，怎么事到如今还是摆脱不了与泥土厮混的宿命?劳碌命缠身，夫复何言!当时的感受真有些“身在异县为异客，枉称书生是农夫”的滋味。
返校之后，依旧是读书的时间短，东奔西跑的时间多。学校里面虽然“拨乱反正”,但是总有挂万漏一的时候。比如“工农兵学员”时期的拿手好戏“开门办学”,还是要延续一段时间的，不过名称已经改为“社会考察”、“接触社会”之类的。大学生们接触社会，应该是很有必要的。再说平常男女同学没有什么机会相互扶持以增进友谊，如今出门在外，男女同学之间友谊倍增，委实让人激发起由衷的兴奋。只是我们当时接触社会所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一些。大家浩浩荡荡出去，跟随红军走过的道路学习操练一遍下来，又是半年过去。如此半年加半年，总共才三年的学制，就所剩无几了。更何况我因提前考研究生的缘故，大学的时间仅有两年半，可以静心读书的时间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即使是这少之又少的在校读书的时间，还是不能尽如人意。我现在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但是，在我当时的大学功课中，偏偏遗漏了明清两代的历史。
大学课程中明清两代的历史，是包含在“中国古代史”里面的。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共有四位。各自依次负责“猴子变人”至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学时一年，各得半个学期。头一名承担“中国古代史”教授任务的老师，似乎对于先秦诸子百家学有专攻，“猴子变人”、荒蛮奴隶的历史草草点到之后，话锋一转，就是诸子百家。本来，先秦诸子百家最要紧的人物莫过于儒、墨、法、老、庄诸家，但是这位老师似乎对于这些学问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于是，老师把讲授的重点，放在一个闻所未闻的人物身上，这就是辩论家兼绕口令逻辑推理家公孙龙。
公孙龙者，战国时期赵国人氏，据说是“辩者之徒”,一生好诡辩，周游列国的目标，就是希望找到可以与自己旗鼓相当的辩论手，颇有点类似于当今武侠小说中“独孤求败”的风范。因为是专擅于诡辩，他的学问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弄清楚的，我的这位老师却是胸有成竹，非要把公孙龙的学问全部交付给学生不可。什么“臧三耳”、“鸡三足”、“白马非马”、“小狗非犬”的古怪命题，层出不穷，绕来绕去。弄得我们学生除了佩服二字之外，不敢存有丝毫其他的心得。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学生的资质实在太差，为了加深课堂教授的效果，在语音飞扬顿挫之上，还要加上许多“手舞足蹈”的辅助动作。在教授内容上，层层叠叠，峰回路转，旁征博引，前后呼应，诸如“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等等，益加深不可测。
老师的学问越高深，学生们越是无福消受。记得老师讲授时经常有一个开头白的习惯用语：“我们知道，鸡三足·……如何、如何”,同学只好低声应道：“我们全不知道!”学生越不知道，老师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想尽各种方法，希望能够让同学们知道。就这样，师生们在这“臧三耳”、“鸡三足”、“白马非马”的绕口令中一晃就是大半个学期。后续的老师已经屡屡提出警告，无奈这位老师实在不敢放下重担，一再拖延，直至这个学期结束才悻悻离开讲台。至于战国之后的秦汉历史，连边都未能挨上。
“中国古代史”课程的第一位老师侵占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以下的就全乱了套。负责教授隋唐和宋元历史课程的两位老师，是十分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们不能无端删减应该讲授的课程，虽是所剩时间无多，依然按部就班，侃侃而谈。当这两位老师功课圆满的时候，一学年的授课时间全部结束。按照计划第四位出场的教授明清史的老师，就只能暂且偃旗息鼓，来日方长了。
大学里明清史的功课没有学到，其后偏偏又被指派去专门学习研究明清史，这大概就是“命也哉”吧。
两年半的大学时光胡乱结束之后，随波逐流考上研究生，报考的专业是“中国经济史”。这个专业的导师有两位：韩国磐教授、傅衣凌教授。这一年考上的学生，恰好也是两位。除了我本人之外，另外一位谢君，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的大学生，考前为中学老师。因为学历正宗、社会阅历也实在，我这扑朔迷离专业出身的小弟，就不能不以谢君学长的“马首是瞻”了。研究生考试前，并没有指定倘若考上属于哪位导师，考上之后，选择导师便提上“议事日程”。谢君经过细致的考察研究之后，有了重大发现：韩国磐教授为人随和，待客周到，师生之间交谈甚欢；傅衣凌教授则严肃有余，欢笑不足，拙于语言交谈，学生未免感到相当的拘束。为了向导师学习到更多的学问，语言的沟通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于是，谢君决定选定韩教授。这样我就没有半点退路，选与不选已经不重要了，就这样不由分说地铁定成了傅衣凌教授的学生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业由此而来。
五
自从成了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生之后，我的专业问题，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着落，用孔老先生的话：名正言顺，心想这下应该可以扬眉吐气、安居乐业了吧?但是，从后来的经验看来，还是高兴得太早。这里略举两个例子，一个事关自己，一个事关朋友，就可以约略知道我这“历史学”的专业究竟该如何的高兴了。
一日，因为专业课题的事情，我到一位范姓的同事家里去讨论问题。两人谈着谈着，兴致甚浓，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令先来拜访我那同事的一位朋友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搞经济，你们这些人闲来无事，弄这些无聊的历史有什么意思?夸夸其谈、与世无益，我实在是看不上!”这位一心一意治国平天下、立志搞活经济的朋友，如此言正词严一定是极对的，想必他如今早已宏图大展了吧?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浑身冰冷，暗暗“躬自省”:与世无益的闲人，无疑就是“无业游民”了。原来自己以为名正言顺的历史学专业，在社会各界的高明人士眼里，依然是三教九流之外的“无业游民”!回想小时候“抓周”时的两手空空，难道冥冥之中早有先兆?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我的导师傅衣凌先生晚年罹病住院期间。当时，我已经毕业留校给傅先生做助手。老师住院期间，我带领师兄弟们在医院里帮助护理了一些时间。与医生护士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看在斯文一脉的分上，相互间就多了一些交谈。某日，一位年长的护士与我闲聊一些关于几位研究生学弟很可爱、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话题。那个年头，这种话题一定就是要给我的学弟们介绍女朋友的预示了。再过两天，护士大姐笑吟吟地走过来，进一步向我了解：读历史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奖金?每月奖金有多少?这些“每下愈况”的问答题，显然是为着穿针引线做进一步的衡量。不巧我当时的心情不太好，一方面是老师的病情少有起色；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历史系教书没有半分的奖金，时在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奖金据说是体现一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历史系如此背时，心中本来就有气。因此之故，我的回答也十分的简明扼要：一、历史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二、没有半分奖金。从此，再没有人来与我攀谈什么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研究生的事情了。
至今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心中总是后悔不已：是不是耽误了我的某一位学弟的一世美满姻缘!
来源：《随风摇曳校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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