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6日，得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李斌城先生（1937-2026）因病于16日在北京去世。可能是16日正当除夕，依据除夕“不发丧”的传统习惯，且遵照李先生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这样到了正月初十日（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才发布李先生逝世的消息。虽然好多年没有和李先生联系了，但听闻老先生去世，连日来翻阅数十年前的老照片和手记文字，追忆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关键时刻先生对中国唐史学会所做的贡献，怀着感激和悲痛，也有想写一些文字的冲动了。
初见李斌城先生
1988年7月24-31日，中国唐史学会武则天研究会在山西太原及武则天的故乡山西文水县举办第四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我当时正读研二。记得我们同门同级（1987级）有八名师兄弟，导师牛致功教授、赵文润教授都曾有意识地带我们参会见世面，和唐史学界及其他领域的名家见面，期望有所获益。1987年，牛老师带王峰、张萍赴广西南宁出席学术研讨会；赵老师带张全有、马春林赴洛阳出席第三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牛老师随后又带李锋敏、安彩凤赴常州出席学术研讨会；薛平拴在职读研，似因唐史研究所缺乏经费不能走动，故研究生三年他没有出外参会；而我则有幸随同赵老师出席由中国唐史学会武则天研究会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记得年初赵老师就给我下任务，让撰写参会论文，说没有论文就不要去参会云云。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为《武则天与狄仁杰》，会后编辑出版的《武则天与文水》论文集，该论文荣幸地被收录，成为我研究生期间撰写，进入学术界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虽然现在看来颇为幼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牛、赵两位恩师的刻意安排，我们就无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更难奢谈和学界名流大家见面了。
这次会议由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阎守诚先生具体操办，秘书长胡戟先生主持，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郭琦先生与会，会期前后长达一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耄耋之年的武则天研究专家罗元贞教授，倾听了中顾委委员张稼夫“狗熊奖”说，还有黄新亚教授贬斥武则天“既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女儿，更不是好母亲”的戏言正说，感受到胡戟、阎守诚、牛志平三位老师处理事情的干练精到、井井有条，领略了宁可、吴宗国两位先生的名家风范，还有李斌城先生对武则天与佛教研究的独具匠心。会议期间，举办方组织与会者参观文水县所在的刘胡兰纪念馆、文水县南徐村“女皇故里”，看到随处可见的“胡兰面粉厂”“胡兰石灰厂”“胡兰×××”，以及南徐村武则天庙前高大的女皇塑像及塑像基座上宋庆龄副委员长的题词。会后又组织与会者前往五台山考察。
当时，李斌城先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他虽是副研究员，但我觉得能在如此殿堂级单位工作，并写出有真见卓识的论文，令人敬仰崇拜。李先生原籍湖北省孝感市，1962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即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他曾参与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隋唐卷》的编撰，主要专业方向为隋唐五代史、唐代宗教文化史研究。李先生个子不高，额头宽、头发长，体格清瘦言语不多，而且说起话来慢悠悠的。因赵老师和李先生早就认识，而且很是熟悉，来回参观他们都结伴而行，如此我有幸一路跟随他们左右，不仅留下珍贵的合影照片，而且突破了很多此前的知识盲区，并加深了对李先生的了解。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参观五台山寺院过程中，与会者还观摩了寺院僧众一队六人边走边唱的佛曲四重唱道场。虽然我不懂佛音佛曲，但一队僧侣音域高低不同、声音轻重搭配，高昂、低沉、洪亮、沙哑，以及难能分辨但却明显不同的唱诵，再加上他们手中鼓乐铙钹的伴奏，产生了非一般的感动，令人流连忘返。李先生给我们讲解了僧侣佛曲演唱各个环节，以及其中的奥妙所在，加深了我对五台山寺院这种修行方式的理解。
黄新亚、赵文润、李斌城、拜根兴
在五台山上，李斌城先生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武则天与佛教》，因此与会学者对五台山寺院僧众现状等问题颇感兴趣，故而寻机采访寺院住持，了解寺院僧众构成、生活起居、身份差异、“游僧”形成原因及寺院的应对办法等问题。对我，以及参会的其他学者来说，这都是极为新鲜的事情，进而更加感佩于李先生思维宽阔乐于探索。赵老师、黄新亚先生也对李先生赞赏有加。我当时只是个研二学生，提不出什么问题，只是对李先生认为武周时期佛教因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建寺、造像、修庙、释经等畅通无阻，进而使佛教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由此也形成了佞佛的社会风尚这一看法颇为信服。敬仰李先生的知识渊博，对学术探讨的执着认真。
1991年学会重新登记的头等功臣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随后留校唐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与此同时，我专职负责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具体事务，协助秘书长处理学会日常工作。1991年10月下旬，因国家教委、民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实施重新登记，需要社会团体派专人到北京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我受学会秘书长牛志平教授派遣，于当年10月24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师范学院，协同学会副秘书长阎守诚教授完成学会重新登记工作。
这次学会重新登记的最大功臣之一，应该就是李斌城先生。李先生于1989年在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当选为学会理事，1990年晋升研究员，此时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有关中国唐史学会重新登记迁延时日难能办妥的原因很多，但核心问题则是1980年学会成立时，没有省部级主管部门审批文件。改革开放伊始，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相关具体规定，民间学术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当时就是学界知名学者根据学科领域发展需要，借助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私下酝酿成立相关民间学术组织，进而举办学会成立大会，如此很多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破土而出，全国唐史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就是如此。正因大量的民间学术组织的出现，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管理困难，加之个别民间学术组织状况频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初，国家民政部、国家教委等部委下发通知，要求所有国字头的学会必须重新登记，并根据各自学术属性归属不同的挂靠单位。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当时并没有得到省部级部门的审批，更谈不上保存所谓的审批文件。我与阎守诚副秘书长、徐庆全先生往返于国家教委、民政部数次说明情况，国家教委相关部门提醒，如果有当时省部级部门审批文件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也可找相关部门说明此事，并补充证明文件，如此也可重新登记。之前我曾到社科院科研局询问，但得到相反的答复。至此，我想到学会理事、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的李斌城先生了。
1991年11月15日，我先给李先生打电话说明这次来北京为学会办理重新登记，已在北京逗留近二十天的现状，特别提及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具证明一事。李先生在电话中说他是学会理事，为学会办事责无旁贷，更何况中国唐史学会筹备阶段乃至成立大会历史研究所均有知名学者参与，社科院科研局出具证明理所应当。李先生的回复令我颇受鼓舞，简直有云开雾散之感。当日早上，我和北京师范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徐庆全兄骑车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到达之后，李斌城先生领我们奔波于社科院科研局、历史研究所，和主管部门领导接洽联系，并在当日就办妥证明文件，使学会重新登记真正落到实处。不妨抄录当天日记如下：
10:00到历史研究所，在魏晋隋唐史研究室，见到此前没有见过的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们，他们是张泽咸、宋家钰、方积六三位研究员，以及吴丽娱、牛来颖两位女士，也没有来得及和他们说话，李先生就带我去社科院科研局找主管Q处长。原来Q处长出自历史研究所，因而李先生去找他，说明学会举办的成立大会以及第一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多位研究者参会，事实上也是学会筹办单位之一。鉴于此，Q处长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出具证明材料。真让人想不到。
李斌城老师让我草拟证明文件的文字，Q处长让其他人打印成文，随后分别盖上历史研究所及社科院科研局的大印，这件事情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办妥了。谢谢李斌城先生，没有他从中联系，这件事情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间！
剩下的事情就委托阎守诚老师、徐庆全兄两位，他们随后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材料提交民政部，中国唐史学会重新登记这件大事就宣告成功。
正因为有李斌城先生的人脉及鼎力支持，学会重新登记虽因各种原因备受挫折，但最终还是顺利办妥。回到西安后，我向牛致功副会长、牛志平秘书长汇报，他们均对李先生大加赞赏，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关键时刻为学会工作帮了大忙。1992年7月在厦门大学举办中国唐史学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在会员代表大会上，李先生成功当选为学会副会长，并蝉联两届。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我曾与恩师牛致功、牛志平两位老师一起拜访李先生，两位牛老师代表学会秘书处，感谢李先生在学会重新登记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此一时期，李先生还兼任中国影视唐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玄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法门寺文化研究会理事，撰写《唐朝上朝礼仪初探》《唐人的神仙信仰》《论唐人对法门寺佛骨的崇敬》《唐人与茶》《隋唐社会生活史》等论著，出任大型电视连续剧《唐明皇》（1993年，刘威主演）、电影《武则天》（1995年，刘晓庆主演）历史顾问。参与筹备1993年在江苏无锡举办的“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等“三唐”纪念活动。投入精力从事历史研究赋能影视艺术创作，撰有理论文章《〈隋炀帝〉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一文，为隋唐史研究的普及，以及唐代历史影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之后，李先生作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主编《资政史鉴·清廉卷》，出版三卷本《唐代文化》，参与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继续为学会工作及唐史研究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2003），围绕历史学科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2002年我从韩国留学归来，2004年8月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隋唐史专家黄正建研究员邀请，到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做讲座，此时李先生已经退休，因而未能晤面。到2011年武汉大学举办第十一届学会理事会之后，我再次负责学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虽然和李先生见面的机会有限，但每每与秘书处的其他老师谈及学会发展历程，仍常常提及李先生及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贡献。2018年寒假，我将1991年赴北京为学会办理重新登记的“日记”文字输入电脑。跟随恩师赵文润先生、李先生等参观山西文水刘胡兰纪念馆，一同考察五台山佛教寺院，聆听李先生讲述唐代佛教发展，李先生“敏于行而讷于言”言谈举止，鼎力支持学会重新登记的事迹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故敬佩感动之情油然而生。2020年学会秘书处举办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39期）全文刊发我所写《1991年的北京：为学会重新登记的那些事》，引起会员们普遍关注。据学会理事、历史研究所隋唐研究室牛来颖研究员所云，年逾八旬的老先生看到上述“日记”推送文字非常高兴，并对学会的发展充满信心，感谢李先生。
拉拉扯扯写下上述文字，追忆三十余年前我和李斌城先生交往的两个场景，以此表达我对李先生的怀念之情。谢先生不仅在唐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而且为中国唐史学会的发展贡献突出，值得学会同仁铭记在心，并激励我们潜心唐史学术研究，为中国唐史学会的发展再立新功。
李斌城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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