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5日，上海滩那个热闹啊，锦江饭店开业，满屋子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推杯换盏，好不气派。
老板娘董竹君站在聚光灯底下，笑得那叫一个风光，俨然是上海滩新晋的女大亨。
可谁知道呢？
就在这热闹劲儿的前几个月，她那个苦了一辈子的爹董同庆，刚在绝望和穷病里咽了气，家里连给他买口薄棺材的钱都凑不齐。
这会儿，他和老伴儿的棺材，正孤零零地扔在苏州会馆的墙角里吃灰呢，甚至没人多看一眼。
从当初卖女儿求活路，到后来寄人篱下受尽白眼，再到最后含恨闭眼，这对夫妻活生生演了一出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最讽刺的是什么？
他们吃了一辈子苦，刚一闭眼，女儿立马就飞黄腾达了。
这究竟是命不好，还是老天爷对他们当年卖女行为的报应？
把日历往前翻22年，回到1913年的那个冬末春初。
那天，董家那破败的门口停了一顶轿子，跟周围那片灰扑扑的贫民窟比起来，扎眼得很。
屋里头，13岁的董竹君像个木偶似的，被一群陌生女人摆弄来摆弄去。
她们给她抹雪花膏、涂红嘴唇、戴金镯子，她吓坏了，惊恐地看向缩在角落里的爹妈。
爹妈低着头，除了唉声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看着镜子里那个浓妆艳抹的陌生人，董竹君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卖了。
哪有什么“卖身葬父”的悲壮戏码？
纯粹就是活不下去了。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唯一的儿子因为没钱治病，生下来没几个月就没了。
现在，这厄运轮到了女儿头上。
打扮停当，董竹君跪下给父母磕头。
父亲董同庆抹着眼泪，根本不敢看女儿的眼睛，哆哆嗦嗦地说：“阿媛，满三年就接你回家。
你是救了全家，自己保重。”
这话是骗人的，也是骗他自己的。
老鸨花了三百两银子，买的是棵摇钱树，怎么可能轻易放人？
董同庆老实又懦弱，以为逼女儿学两天戏就能“卖艺不卖身”，哪晓得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长三堂子。
所谓的“三年之约”，不过是拿来哄骗老实人的鬼话罢了。
母亲李氏更现实些。
虽然舍不得，但看着家徒四壁，还是哭着哀求道：“阿媛，你不去，我也没法活了，听你爹的吧。”
哪怕只有一点活路，谁愿意卖亲骨肉？
可穷病，比什么都可怕。
董竹君含着泪，坐上了那顶轿子，从此在这个家销声匿迹。
好在董竹君是个心里有成算的姑娘。
在长三堂子那种地方，她压根没信那个“三年之约”，而是时刻记着孟妈妈的话：要想跳出火坑，得自己找个良人。
她看中了常来堂子里开秘密会议的革命党人夏之时。
15岁那年，她灌醉看守，逃出生天，不仅没花老鸨一分钱赎身费，还摇身一变成了督军夫人，随后远赴日本留学。
当父母得知女儿跟着督军跑了，心里乐开了花。
他们天真地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女儿嫁入豪门，他们也能跟着沾光。
他们以为这是享福的开始，却不知道，这是跳进了另一个更深的精神火坑。
1926年，董竹君在成都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借口父亲懂行，把二老接到了身边养老。
见面第一天，现实就给了董同庆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个身为督军的女婿夏之时，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摆足了高高在上的架子。
董同庆是个明白人，为了讨好女婿，张口闭口喊“夏爷”，点头哈腰，卑微进了尘埃里。
在夏家，他们吃穿是不愁了，可活得像两条寄人篱下的狗。
夏之时骨子里有着极强的阶级观念，加上董家有卖女的前科，让他对这对岳父母充满了鄙夷。
为了报答女儿，也为了在这个家里有点“用处”，年迈的董同庆夫妇每天起得比鸡还早。
天蒙蒙亮，他们就帮着女儿去公司打理杂务，在那严寒冰冻的天气里，老两口站在寒风中教车夫怎么把车擦干净。
他们拼命干活，哪怕在丝袜厂帮忙也从不喊累，只希望能用劳力换取一点尊严。
可尊严这东西，在穷人身上最不值钱。
有一次，夏之时打牌输了钱，又觉得鸦片味道不对，借着酒劲把气全撒在了董同庆身上。
他指着岳父的鼻子骂：“烟膏怎么少了？
是不是你偷了？”
董同庆吓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夏爷，我是按分量熬的，真没偷。”
董竹君闻讯赶回来解围，提议当场重熬一次自证清白。
可夏之时根本不听，把桌子一拍，硬说父女俩合伙整他。
在他眼里，岳父的人格连那坨鸦片渣都不如。
如果说这次羞辱是针对父亲的，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彻底击碎了母亲的自尊。
没过多久，母亲李氏丢了一根金簪子。
那是她从女儿给的零花钱里一点点省下来买的，是她这辈子唯一的体己物。
簪子不见了，李氏心疼得在楼上哭哭啼啼。
楼下的夏之时听得心烦，竟冲着下人李二哥吼道：“拿绳子把这老太婆绑起来！
哭什么丧！”
董竹君气得浑身发抖，那是她的亲娘啊！
可为了在这个家里息事宁人，她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含泪劝母亲：“姆妈，看在我的面子上，别哭了，我以后赔你。”
李氏死死咬着嘴唇，硬是把哭声咽了回去。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穷人和有钱人做亲戚，是要拿尊严去换饭吃的。
这种寄人篱下的屈辱日子，随着董竹君生意的失败和婚姻的破裂，终于走到了尽头。
董竹君因为不想做金丝雀，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回到了上海。
父母也跟着她，挤进了破旧的出租屋。
好日子彻底断了。
一家老小，又要面对那熟悉的贫穷。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董竹君变卖典当，借遍了亲友。
看着女儿被高利贷逼得焦头烂额，父母的心比刀割还难受。
绝望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母亲李氏的精神终于垮了。
她变成了祥林嫂，逢人就念叨那根金簪子，念叨夏家怎么污蔑老头子偷鸦片，念叨这辈子的苦。
“卖的卖尽，当的当光，我们吃的苦头向谁讲？”
这是她挂在嘴边的控诉。
董竹君听得心烦，有时甚至会躲着母亲。
那天，她在街上看见母亲穿着破衣裳，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在马路上颠簸。
她心里一酸，硬是没敢喊。
谁知，这就是母女俩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母亲就暴病而亡。
直到死，她还在怨，怨这世道的不公，怨自己命苦。
因为没钱办丧事，董竹君只能借钱买口薄棺，将母亲的灵柩寄放在苏州会馆。
母亲一走，父亲董同庆彻底没了精气神。
他病在床上，看着家徒四壁，拉着女儿的手说：“阿媛，我想多活五年，看你翻身。”
董竹君心如刀绞。
她知道，自己借来的那点钱，哪买得来父亲那五年寿命？
1934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夜，父亲也不行了。
董竹君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晚，可她没钱买药，甚至没勇气送终。
她跪在病床前，给父亲重重磕了几个头，然后硬着心肠转身离开。
这一跪，和22年前被卖进长三堂子时那一跪，重叠在了一起。
只是这一次，是永别。
父亲死后，依旧没钱安葬。
他的灵柩被抬进了苏州会馆，和母亲并排放在了一起。
生前受尽屈辱，死后也不能入土为安。
命运仿佛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父母活着时，董竹君是卖唱女，是被赶出家门的弃妇，全家在泥潭里挣扎，连尊严都被踩在脚底；父母刚咽气不到三个月，贵人李嵩高就出现了，资助董竹君开办了锦江饭店。
那一夜，锦江饭店灯火通明，董竹君站在上海滩的顶端，成了传奇。
可这光芒太刺眼，再也照不亮那两口寄存在会馆角落里的薄棺材了。
有人感叹，这是报应。
因为他们当年卖了女儿，所以老天罚他们受尽屈辱，享不到女儿一天的福。
这话说得太轻巧。
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董同庆夫妇不过是两粒被碾碎的尘埃。
他们懦弱、愚昧，甚至自私，却也爱过、疼过。
不是他们不想爱，而是这爱在贫穷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哪有什么冥冥注定？
不过是穷人的容错率太低，一步踏错，便是万丈深渊。
世界的尽头，从来不是善恶，而是那条深不见底的贫富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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