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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进展，以及中美之间互动态势的最新演变，持续成为全球媒体与战略界聚焦的核心议题。
一方面，“史诗狂怒”军事行动已推进逾二十日，原定速决目标未能达成，美方反而在战术节奏、国际舆论及后勤支撑等多个维度显露疲态；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就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计划向中方提出非正式要求，数小时后，其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即发表措辞缓和的补充说明，前后表态存在明显张力——这种政策信号的摇摆，折射出当前美国外交决策体系所承受的多重压力。
在此形势下，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研判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他明确指出：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对华战略设计中存在系统性误读，尤其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战略意志与综合能力。
马凯硕曾代表新加坡常驻联合国总部，并轮值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在多边外交一线深耕多年。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发展路径与对外政策逻辑，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兼具实操经验与理论深度的“亲华务实派”代表人物。在其多次公开演讲与著述中，他反复强调：美国对华认知框架深受自身历史轨迹影响，惯于以过往成功案例为模板推演当下博弈。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凭借压倒性军力与金融杠杆，先后主导了对伊拉克、利比亚、南联盟及叙利亚等国的干预行动，形成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威慑—施压—屈服”操作范式。由此，美国内部形成一种普遍预设：对中国同样可沿用该路径实现政策目标。然而马凯硕警示，这一思维定式完全忽视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独特属性。
他强调，中国既非资源匮乏、政局脆弱的中小国家，亦非缺乏战略纵深与工业自主能力的新兴经济体，而是一个拥有五千年连续文明积淀、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具备超强危机应对韧性的超大规模政治经济实体。其战略文化崇尚“谋定后动”，重视节奏把控与时间换空间的复合博弈，从不追求一役定乾坤式的短期胜利。
美方若执意依赖单边制裁、前沿部署或极限施压等手段迫使中方让渡关键利益，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外部压力非但难以动摇中国政策底线，反而加速推动其科技自立、产业链重构与安全体系升级进程。
特朗普团队的认知偏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主权红线意识”的严重低估。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后，解放军迅即组织环台实战化联合演训，以高强度、全要素、跨军种协同方式清晰传递反制决心；2025年新一届政府启动新一轮加税措施，中方第一时间发布精准反制清单，涵盖农产品、能源设备及航空零部件等关键品类，展现出高度成熟的政策响应机制。
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与特种作战，中国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投下反对票，严正指出此类单边动武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构成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实质性侵害。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高层接触进展回应称：“双方保持必要沟通渠道畅通，现阶段暂无新增安排公布。”该表述虽简洁克制，却蕴含坚定立场：中国外交议程设置权不容外部干涉，政策节奏由自身发展需求主导。
从具体反制维度观察，中国已在多个关键领域构建起具有实质效力的战略回旋空间。稀土产业方面，中国不仅占据全球约70%的开采量，更掌握从原矿分离、金属冶炼到功能材料合成的全链条核心技术。美国F-35战机隐身涂层所需钪元素、高超音速武器热障涂层用钇稳定氧化锆、5G基站滤波器中的镧系化合物，均高度依赖中国供应体系。
金融层面，中国仍是美国国债境外第二大持有方，虽近年主动优化外汇储备结构，但仍保有可观的操作弹性；贸易维度上，美国大豆、波音客机、高端医疗设备及半导体制造装备仍深度依赖中国市场准入，双边经贸联系在摩擦中呈现“结构性依存强化”特征，远未达到脱钩临界点。
特朗普政府亦尝试借力地缘棋局重构对华优势。据内部简报披露，部分高级幕僚主张借乌克兰危机缓和契机，推动美俄关系阶段性回暖，吸引俄方重返西方主导的金融结算网络，进而削弱中俄在能源、军工与多边机制中的协作黏性。
该构想试图以“美俄破冰”撬动“中俄松动”。但现实数据显示，2025—2026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24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两国元首年度会晤频次达3次，涵盖北极航道开发、本币结算扩容及联合太空监测等前沿领域；在伊朗核问题、金砖扩员及全球南方治理改革等重大议程中，双方立场协调度持续提升。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根基牢固、动力充沛、前景广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即回应称：“两国合作已超越传统同盟范畴，进入机制化、立体化、全天候新阶段。”
特朗普推动组建霍尔木兹海峡“自愿护航联盟”的实际成效，亦暴露其单边倡议的号召力局限。尽管白宫宣称已有七国表达参与意向，但日本防卫省仅称“将持续评估区域安全形势”，澳大利亚外长明确表示“需经国会授权方可决定”，德国联邦政府则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海上安全合作路径。
印度更采取差异化策略，绕过美方协调机制，直接派遣高级别代表团赴德黑兰举行能源安全与航运保障磋商。这一系列动态表明，多数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军事化护航模式持审慎保留态度。
美国内部对华政策分歧亦日益显性化。鹰派势力持续鼓吹“技术脱钩+军事围堵”双轨施压，主张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扩大出口管制清单；而以贝森特为代表的务实派则强调扩大农产品输华配额、放宽民用航空器适航认证流程、重启中美经贸工作小组等柔性举措，力图缓解双边经贸摩擦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传导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马凯硕虽对中美关系有深刻洞察，但其分析框架仍部分承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他预测：一旦美国突破稀土精炼技术瓶颈，中美竞争将全面转向规则制定权与标准主导权之争，并援引“修昔底德陷阱”历史模型佐证结构性冲突的不可回避性。
此类推演本质上是将欧洲近代列强争霸逻辑投射至东方文明语境。相较而言，中国外交实践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发展，其制度基因与扩张型帝国存在根本性分野。
值得肯定的是，马凯硕敢于指出西方主流叙事中对中国的系统性误读，坦承中国是现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建设性参与者。他在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边场合反复呼吁：中国崛起是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三重历史进程叠加的必然结果，西方不应将其视为威胁，而应致力于构建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眼下，特朗普政府正陷入双重战略困局：伊朗战场持续消耗美军前沿部署力量与情报资源，仓促撤出恐引发国内政治反弹；对华施压既未撬动关键产业让步，也未能有效整合盟友形成统一阵线，政策边际效益持续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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