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要描写人,也就必然要描写环境——因为人总得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和成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中心人物之一的拉斯蒂涅,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形成的青年野心家的典型。巴尔扎克在表现这个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时,十分重视环境描写。
在《高老头》这部《人间喜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品里,作者写了伏盖公寓的寒酸与日耳曼区豪华生活的强烈对照对这个外省青年的影响,写出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等周围人物对拉斯蒂涅的教唆。正是这样一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环境,才孕育出这样的野心家。
环境描写包括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两方面的内容。社会环境描写,主要是交代与人物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背景、时代气氛、国内外形势等等。自然环境描写,主要指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气候、季节、风景特点、陈设布置等等。
例如载于《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上的散文《第十四个春天》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
满天朝霞放光彩,凯歌连天天连海……
一个熟悉的歌曲,它的旋律,它的音符,它的节拍,它的声响——又插上了山鹰的翅膀,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工厂,在农村,在军营,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展翅翱翔,到处回荡……
这是一段背景描写,属社会环境的描写。它勾画了我国在粉碎“S人帮”以后所重新出现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以及这一热潮的波澜壮阔的气势。
又如鲁迅先生的《示众》中的这段描写: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这是一段盛夏时的小城镇的街道的描写,属自然环境的描写。它既点明了故事将在这里发生,更把“示众”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闷、烦燥的气氛也渲染出来了。
当然,在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即所谓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无非是从描写对象的社会、自然的属性着眼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每一作品都蕴含着作者的观点,有作者对社会、对人物的态度和评价。作者的这种态度和评价,又无不渗透在作品的每一处。在自然环境描写中,无论是对景物的选择和设置,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纯粹的所谓自然环境的描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看似纯粹的自然环境,实际上已是客观的自然环境经过作家的头脑以后的产物,已有作家的加工,就已经具有了时代的、社会的内容。这就是文艺作品中的自然景物的二重性。故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从本质上进,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环境描写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作用,首先是用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鲁迅的《祝福》中对鲁四老爷的书房陈设有这样一段描写: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段环境描写,从墙上挂的朱拓的大“寿”字,“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半边对联,一堆残缺不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已足以使读者看出鲁四老爷者,乃是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一个庸儒,一个不学无术的冬烘先生。通过这段描写,也表现了“我”的压抑烦乱的情绪以及与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
环境描写的第二个作用,在于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的背景。前面所举鲁迅先生的《示众》一文中对街景的描写即属此例。
第三,写景隐含比喻、象征之意。这在散文中尤其明显茅盾的《白杨礼赞》,通过对北方农村大地上的高高的白杨树的描写,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
第四,利用环境描写,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峻青同志的小说《黎明的河边》一开始就有一大段夏夜暴风雨的描写。它不仅写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时间,而且正由于气候的恶劣,才使我方人员因迷路而误入敌人的包围圈。这就为后面的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合理可信的依据。环境描写在这里又成为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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